在过去20年里，我们见证了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领域所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最重要的方法创新或许是，以几年前难以想象的方式将理论模型和数据融合在一起。这是因三个关键发展使之成为可能。第一，我们经历了重大的理论进步，即将金融和名义摩擦引入开放经济的微观基础（micro-founded）的动态模型之中。当前的前沿理论发展提供了一些模型，这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经常的国际经济周期波动和全球危机下的金融和货币方面问题，而不像几十年前所做的那样。第二，通过国家与国际统计机构的努力，许多国家的跨长期的宏观和微观数据已变得容易获得。毫无疑问，万维网的出现对数据的获取也是极大的便利。重要的全球数据库，譬如“世界发展指标”，“佩恩表”（ the Penn World Tables），或“欧盟统计局的数据库”等，只要点击鼠标即可获得。第三，在可用于动态随机模型的模拟和估计的工具的方面已发生了变革。这些技术使竞争模型的计算、计量经济估计和评价成为一种普遍的做法。直止不久之前，模型预测和计量经济学分析还处在不同的轨道上运行。它们属于不同的论文发表范畴。然而，现在它们都是同一项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

    模型与数据的紧密结合已产生大量新的理论与经验方面的洞见。例如，不完全执行国际债务合同的伊顿-格索维茨（Eaton-Gersovitz）模型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阐述。它解释了尽管在世界缺乏一个能够裁决和执行债务合同超国家的权威机构下，为什么各国之间还要相互借贷的原因。根据这一理论，各国之所以履行其债务，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将身败名裂并被排除在国际金融市场之外。 这一理论框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得到了很好的理解。然而，仅仅从几年前开始，研究人员就能够对伊顿-格索维茨（Eaton-Gersovitz）模型进行定量预测，并利用数据质疑该理论。这一发展表明，在合理的参数化下，伊顿-格索维茨（Eaton-Gersovitz）模型所预测的均衡债务水平，与实际数据中所观察到的债务水平相比要小了许多倍。譬如，当对阿根廷进行校准之后，该模型所预测的债务－产出比不到1%，远未达到30%左右的实际水平。这一具有戏剧性变化的发现将主权债务违约的文献带回零，并引发了大量新的研究。

    另一个例子是汇率决定领域问题。对经济理论经验性有效性的审视，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经济是如何运行的，以及经济政策是应如何实施的。我们屡屡不绝地观察到，新兴国家的经济危机最终导致了巨大的贬值，有时甚至高达200%或300%。对一事件往往是以某种政策管理不善的理论来的解释。比如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如国际收支危机的模型)或不合理的货币扩张(如汇率超调模型)等。与此同时，产品和要素价格名义刚性的微观基础模型的出现，认可采用贬值是作为纠正关键相对价格失调的一种方式，如实际工资或实际汇率。然而，人们认为，这些所预测的贬值在数量上是很小的，是为了达到经济稳定政策而进行微调的一部分。事实证明，当受到现实规模的冲击时，这类模型的估计结果却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因为他们预测对于大的真实冲击的最优反应，通常是在实际危机中观察到的大幅度贬值。在某种意义上看，这种贬值是有优的。因为它们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代理人的福利，并发挥了避免潜在的大规模非自愿失业的作用。

    有关模型预测如何与数据冲突，结果导致范式发生变化的第三个例子是资本管制的可取性。上一段所描述的调查结果为欧洲外围地区参与的固定汇率制度安排的利弊提供了一个视角。特别是，这些研究结果促进了对固定汇率国家的最优稳定政策问题的重新研究。这一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成果是重新评估资本管制的作用。资本管制曾经被认为是恶棍行径，而现在它们却被认为是政策制定者用来稳定经济的合法工具箱中的一个合法部分。该研究的一个新颖副产品是产生了现在被称之为宏观审慎政策的理论。譬如，在具有名义刚性的动态模型中，因货币盯住或货币联盟成员的资格，地方货币当局的权力受到限制。拉姆齐（Ramsey）最优资本管制政策要求在经济繁荣时期限制资本流入，而不是等到危机发生后才来收拾残局。因此，如果不采用基于福利的量化模型经受计量经济学的估计，要如此深刻地重新评估政策工具的作用是不可能的。

    更一般地说，上述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方法的发展，使我们能够解释一些核心的问题。譬如，什么样的冲击对于理解实际经济活动、经常账户和汇率的变动更为重要？哪些摩擦与国内和跨国的干扰最为相关？可选择的汇率与财政政策的福利结果是什么？在具有多重摩擦和干扰的经济背景下，最优政策制度的形式是什么？我们希望本书将给细心的读者提供理解全球经济的运行所必要的理论和技术方法，以及构想和解决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的新研究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