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一套反映并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从传统进入现代的大型启蒙丛书“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开始陆续出版，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日前，这套丛书的出版方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邀请国内40多位著名经济学家聚会上海，围绕经济学、经济学家和中国经济等热门话题进行座谈，以纪念丛书出版20周年。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包括“当代经济学文库”、“当代经济学译库”、“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三个系列，20年来相继出版了二百余本对中国经济学发展意义非凡的专著和教材。与会的40多位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著名经济学家，当年大多都是该丛书的著译者，该丛书堪称这一代经济学家成长的重要孵化器。诚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名誉院长刘吉教授所概括的那样，该丛书对当代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启蒙作用，造就了新一代中国经济学家，并积极推动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与会的经济学家们在普遍称誉这套丛书的重大意义的同时，还对中国经济学当下出现的诸多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以下便是此次讨论的发言摘要。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总经理贝多广：20年来，中国的经济学虽然取得长足进步，但还需要冷静，不能过于浮躁。经济学家要真正成为大家，必须有深厚的哲学基础。现在，制度变革日新月异，而只有制度变革才是经济学变革的根本动力。当代中国经济学远未到采摘果子的阶段。“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将来还可以关注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如农业问题、金融改革问题、宏观经济问题等等。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目前中国经济学人面临的现实，非常值得担忧。某些网络上的博客和专栏文章等等，很可能会忽悠到许多人。当代中国社会出现了某种反精英、反制度和痞子化的趋势，这种趋势首先是在民众中摧毁经济学家的credibility（可信度）。他们把经济学家加以非理性地妖魔化，摧毁其公信力。现在有两类人非常受欢迎：一类是对经济学本身无甚研究、但胆子特别大的人，另一类是对经济学有点研究、但奉行机会主义的人。机会主义盛行造成了某种文化危机。要克服这种危机，经济学必须朝健康、理性的方向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陈琦伟：现在社会上出现了对经济学家批评的声音，应当是公众对社会某种不满的一种正常表现，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何解决社会问题，才是更为重要的。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易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在对效率的推崇上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原因在于“文革”已经把中国人推向了极端，使中国人对“左”倾这一套深恶痛绝。不过，一旦经济发展了，一定会出现不同的社会舆论。作为经济学家，我们不求被社会舆论普遍接受，但是每个时代都需要精英来引导大众，而不应该出现谁的声音大、谁的点击率高，谁就能影响决策。

    天则经济研究所教授盛洪：20年前开始的中国发展模式被发挥到极致，出现了两个特点，即过度消耗资源，具有扩展性和扩张性。这种模式走到今天，到了战略转折点了。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西藏？原因之一就是西藏的发展模式很特殊。我查过资料：元代时藏族人口为200多万，现在也就500多万。我们必须知道扩张性发展的边界在哪里，市场会在哪里失灵。思考这些问题有可能为经济学的理论建设提供新的机会。当年，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在中国大受欢迎，是与经济学的政治特性密切相关的。如今，如果你告诉老百姓资源有限必然引起价格上涨这个道理，老百姓肯定是不欢迎的。但是，经济学家必须告诉老百姓：天下不可能有免费的午餐。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林毅夫：中国经济学家赶上了从传统体制向现代体制转化的最佳时机。当初我们批判旧体制非常容易，主要是引进和介绍了西方的成熟理论，但在建设性地提出中国经济理论方面，我们还只是迈出了很小的一步。中国是转型国家，又是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差别很大，即使18世纪在西方形成的理论对我们也不一定具有指导意义。如果简单地认为，引进西方的理论就可以指导我们的改革，肯定是要出问题的。更何况，我们现在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其实是内生的问题。如果用西方的理论来看这些问题，就容易忽略它的内生性。把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归咎到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头上，诚然也不公平，是一种情绪化的表现。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些批评当作一个机会。任何的经济现象都是可以用经济理论、经济结构来解释的，如果现在出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不能用既有理论来解释，恰恰给了我们理论创新的机会。当前中国经济学家出现的困惑，正是表明了这样的机会。我们应当深入研究中国的问题，提出能够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的经济学理论，这样，我们才可以说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