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诗人写传有一大好处，即其诗篇可为每一历史时段的心态作出最好注脚。诗的主观性与即时性为诗人当时的心境留下了一面最佳之镜。由于骆先生对艾青研究前后长达40余年，功力深积，谙熟艾青的每一首诗，因而将艾青诗歌对其人生轨迹的说明运用到相当境界，以诗解人与因人析诗相得益彰，不仅说明了每一首诗产生的时间地点，亦丝丝入扣地析解了艾青这位人民诗人忧时伤国的热血衷肠。《北方诗草》中的《补衣妇》、《乞丐》、《手推车》、《风陵渡》……便是产生于奔向抗日前线山西的途中。而《人皮》、《为被难者控诉》的产生，更是直接来源于日寇的暴行。“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当我再一次读到这两行名句，再一次肃然的的心中增添了对诗人更多的理解。
    “1943年他的社会活动热热闹闹，诗却只写了4首，到1944年，他索性一首也不写了－－这是他进入诗坛12年来绝无仅有的现象。”（P215）以事实说话，用创作实绩说话，从而表明政治与艺术之间微妙的关系，多少也是一种对历史的总结吧。
    在对具体作品的评价上，作者力求公正诚实，不避传主之讳。如他明确指出艾青写于1940年重庆期间的《欧罗巴》、《三国公约》及长篇叙事诗《溃灭》的几个片段，“由于对对象真切的感受已被空泛的理念所代替，这些诗就失去了诗美的光彩。”（P172）通过对重庆期间其它作品的分析，得出“诗人主要的是要为了他的政治思想……寻求形象。”（P173）延安期间，“写《吴满有》时，这种另起炉灶的做法，造成艺术上的混乱，那是显而易见的。……一个诗人虽有了革命的世界观，但对生活没有真切的感受，对积累的素材没有主体情感的投入，而让'实实在在的内容'纳入理念的构思框架，为主题先行去寻找形象印证，只能使作品得出两种结论：一种是抒情形象的概念化，另一种是抒情形象成了现象的罗列，《吴满有》就兼而有之”。（P213）这样的评论堪称到位，只能出于诗评家的笔下。骆先生还指出：“艾青就坦率地认为'在革命的意义上说'，文学是'以它所影响的程度'来'决定它的价值'的。这种价值观念和创作态度对他其实有损害，可惜当年艾青没有充分估计到。”（P213）就是被打成右派，“这个20世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对毛泽东的决策始终深信不疑的流放诗人，自我情感价值追求的意志是越来越淡化了。”（P300）直到文革，在新疆“小西伯利亚”的地窝子里，艾青才写出这样的诗句：“朝着光走的时候，不要忘记后面有影子。”这大概可看做艾青一生思想轨迹的重要转折点。自然，这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对“光”之阴影有所认识的一个起点。事实上，风起萍末，知识分子的觉醒，也就是以文革为顶峰的左倾路线全面崩溃之始。
    在人物传记中，如何处理史料无疑是每一撰写者必须面对的难题。史料的合理剪辑不仅有利于传主之形象，亦影响到传记本身的可读性。阅读各类评传，旁搜别掠野闻逸事，常常成为此类评传阅读中的兴奋点。《艾青评传》亦很好地利用了与传主有关的种种趣事。如艾青第一本诗集《大堰河》出版时曾遭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审枪毙，逼得艾青只好与一帮朋友自费出版。这一段令人生叹的故事又沾带着多少历史的滴汁。而写于狱中的名诗《大堰河－－我的保姆》，竟立即产生了社会效应：打动了此诗的第一读者－－同一囚室中被判死刑的强盗，他被感动得失声痛哭跌坐在地。巴黎义识李又然、李又然后要求代友坐牢等；丁玲不肯与周扬“俱往矣”等等，都是熠熠生辉的细节，说明了艾青一贯的为人－－具有“中国特色”的义气。此外，顺便点出二萧情变于山西、赴延安前周恩来曾给艾青路费1000元……虽说是花边斜枝却生动挠人添味增趣。就是阅读到日寇当年鼓吹奴化思想刷出来的标语－－“打倒西欧自由主义，发展东亚王道精神”、“知足者常乐，能忍者常安”等，亦有利于我们这些后辈人对历史的立体认识。至于右派平反后，周扬与艾青相互交换的三个字，使我们读出内中历史的苦涩。
    请周策纵三看朦胧诗一节，尤为生动，形象地传递了艾青当年与朦胧诗的论战姿态，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长期审美定势的习惯作用－－对自己不理解的新生事物的必然排斥。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艾青对朦胧诗的拒绝，还反映了国人一惯非此即彼的狭窄思维，缺乏像周策纵先生那样的宽容。就是看不懂，也不剥夺别人尝试的权利，恰恰是中西方价值观念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艾青评传》所提供的此类史料，将大大有益于后人总结剖析当年的朦胧诗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