茱萸，很多现代人感觉很陌生，大概只有在王维的名句：“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中残存着记忆。相传茱萸有驱邪避灾的妙用，九月九日那天佩茱萸，登高饮菊花酒便可免祸。这个传说，沿袭了两千年。余光中生于重九之日，称自己为茱萸的孩子，正是出于对“母难”的纪念，更是对当时民族命运的一种祈望。

    我惟一一次“直面”余光中先生，是在两年前，他在复旦作讲演。记得那时我与一群同学席地坐在大讲台下，仰视着余光中先生，他讲“中文与英文”，所讲内容已经模糊，惟有其儒雅的风范、睿智清冽的目光令我至今难忘。“余光中的书桌常保整洁，写稿、看书、批改作业，总见他正襟危坐，一笔一画，清清楚楚，就连大纲、附注之类，也都一视同仁，决不草率”，从他给这本传记写的新序手迹中即可“观风望气”。这种严谨、沉静的性格决定了他“三分之一是学者，三分之二是作家”。余先生看起来严肃、谨慎，但内心却是那样的丰富、充满热情。而傅孟丽女士的这本传记自然成为我“发现新材料”的绝好来源。了解余先生大概都是由于一首《乡愁》，他在序中说“这首诗像是我的名片，一方面介绍了我，另一方面也遮住了我……《乡愁》只是我的门牌，这本《茱萸的孩子》才是我的大门，进得门来才看得见我的庭院，进得了我的房屋。”进了房屋厅堂才发现余光中诗人的性情、文人的可爱，都不是“儒雅”二字所能统括的。

    余光中一生酷爱音乐，尤其喜好西方古典音乐，他首次赴美就带回了上百张原版唱片。古典音乐的华丽、优雅、浪漫与深沉是余光中深深喜爱的，它们也滋养着他的诗风、文风。然而我们很难想象，这位严肃、沉静甚至看起来柔弱的诗人，后两次去美国，竟喜欢上了民歌和摇滚。他仔细聆听披头士的唱片，“发现他们的确多才多艺，从古典到蓝调，从爱丽丝仙境到荒原，披头士的艺术渊源广阔，变化丰富，表演生动，舞之蹈之，把摇滚乐演成一种立体而多元的诗。”文学与音乐在此际会，艺术的通感使余光中认识到：“如果诗人一味孤芳自赏，不能把握时代，争取读者及听众，就不能为现代诗开辟疆土。”此后其诗开始转向西方学习，节奏感强，洋溢着民歌风味。

    在美国，余光中爱上开车，开着他心爱的白色道奇，驾着那匹“雪豹”，纵横在美国中西部的大平原上，享受高速的快意，一路绝尘的孤绝美感。从他的传记中可以发现，余光中从大学时代就爱骑脚踏车，以至于一度大量投稿为了赚足买车的钱。摇滚的恣放、驱车的不羁，正是诗人内心火热豪放灵魂的最佳表达，正是他诗歌柔曼儒雅步调下束裹着浪漫激情的来源。假如我们的诗人内心如外表一般的谨慎严肃，那么他就是“三分之二的学者”了。

    他嗜书成癖，自称是资深的书呆子，称这种人“爱坐在书桌前，并不一定要读哪一本书，或研究哪一个问题，只是喜欢这本摸摸，那本翻翻，相相封面，看看插图和目录，并且嗅嗅(尤其是新的书)怪好闻的纸香和油墨味。就这样，一个昂贵的下午用完了。”这种癖病大概是所有旧式读书人的通病。这种“无目的把玩”的呆气，或许是文人的可爱之处，也许余光中往往在这种状态中得到了不少诗兴的灵感。

    文人墨客自古好交游天下，余光中自不例外。虽然他曾抱怨其父早年如孟尝君般招待乡亲朋友，把家开放成旅馆餐厅，他不高兴时拒客不见，但是“后来他组诗社，家里也经常高朋满座；教书后，又常请学生回家吃饭，偶尔也会留客住宿”还是无意间秉承乃父好客的遗风。在“蓝星诗社”时期，以文会友，无数诗友过往切磋；他在任教香港中文大学时期“谈笑皆鸿儒，像宋淇、高克毅、思果……等等都是同事，又住得靠近，真是愉快极了。”友人造访，总能“宾至如归”。后来他自己也觉得“香港的那段岁月，是我一生过的最安稳、最舒服、最愉快的日子。”

    《茱萸的孩子》以事为纲，以情为目，让读者全面认识了一个人，一个诗人，一位学者，一位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