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去世后，他的个性被世人评说：“他总是直道而行，不懂得绕弯。”“他是一个被上级、同僚、晚辈、学生害怕的人，但他对待真心为学的人则给予最大的帮助。”当年克拉克大学的同学徐志摩对他的评价——“刚毅木讷，强力努行”，不曾改变，伴随终身。

　　同时，他的功绩也被历史评说：“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随着他的过世，一个巨人消失了。”

　　所以，无论是否被世人喜欢、知晓，起码中国的考古学会记得李济，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安阳会记得李济。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已有了一个“李济的安阳”。

　　和李济强调19世纪末甲骨文的发现是学者们不断努力的结果一样，他自己对安阳的贡献和作用，也绝不是偶然。他没有什么好运气，不似一锹下去发现兵马俑的那位农民，误打误撞地发现了历史。他反倒像一个真正的农民，躬身耕耘在历史的田地里。和一些高谈文化、阔论历史的人相比，这个埋头前行的人更值得“文化脊梁”这个称号。

　　1954年，李济在写给他最得意的弟子张光直的信中袒露心迹：“中国学术在世界落后的程度，只有几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方才真正的知道。我们这一民族，现在是既穷且愚，而又染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破落户的习惯，成天的在那里摆架子，谈文化，向方块字‘拜拜’——这些并没什么要不得——真正要不得的是以为天地之大，只有这些。

　　但是每一个中国人——我常如此想——对于纠正这一风气，却有一份责任；所以，每一个中国人，若是批评他所寄托的这一社会，必须连带地想到他自己的责任。据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要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力做现代学术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识、求真理的人们，不仅工程师或医师。中国民族的禀赋，备有这一智慧；适当的发展，即可对现代科学工作做若干贡献。你们这一代是负有大使命的。”

　　（《安阳》，收入于《李济文集》卷二，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