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胸狭隘的人，也许以为先生喜欢苛责于人；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先生在“借古讽今”，对目前“学术专著”中屡出常识性错误，乱人视听，痛切不已，不“苛”不行。这是一面，而另一面，恰恰相反，让我们获得了一种真实与平等，真实地看待自己，真实地看待一切，那怕是所谓“专家”和“泰斗”。人无完人，不迷信自己，也不迷信“一尊”，我们的思想才能走出一切有形无形的桎梏，走出片面！而现在的知识界，许多人犹抱“定于一尊”的情结，“服膺权威”的心理，大大妨碍了学术的民主。先生于《天下诗人谁第一》文末，又进一步直陈其意：“诗人不是梁山泊的头领，非得要排出个座次不可；也不像拳击比赛，非得打出个冠、亚军方休。不争那无聊的名义上的先后，意义岂不更大一些吗？”放眼当今“文坛”“学苑”，人们在这无聊的“名义”上，做的文章，耗的精力，真不知几何！这种愈来愈偏离学术本质的舍本逐末的现象，不知何日是尽头。 

　　先生的读者很多，他们也许以“孤愤”之作，看待先生《打油诗的油气》及续篇、《屁与诗文》及续篇、《鬼的文学与文评》、《钝贼不钝》等。我认为，以先生的身份，以如此认真的态度，写这些文章是很不讨巧、也很不讨好的，“正人君子”之流肯定视为“不屑”，但我却十分喜欢这些篇章。先生把目光投向那些社会下层的诗人、世俗目为“怪才”“偏才”的作者作品，不是居高临下的垂怜，而是抱以欣赏和兴致盎然的态度，不是拔高他（它）们，而是珍惜他（它）们！ 

三
　　先生的学术著作，文字的背后有一种潜在的力量，这个力量来源于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切关爱。只不过与时下的文风大相径庭的是：先生从不发无根据的感慨与议论，从不让自己的这种情绪浮泛于文字的表面，而是以大量的严谨的学术探索，显现内力的深沉与博大。探讨先生学术思想的现实意义，我们应从两方面来感悟。 

　　第一，剖析固定化的思维模式对现实社会和学术研究造成的危害，探索全新的思想方法。我们不妨先把话题放远点说。１７８９年英国立《人权法典》，仅列举若干君主侵犯议会的事情，以禁其再犯。其用意，务求把一件一件的事做到了、落实了，“典”才是“典”。中国的传统呢，往往与之相反，先设一理论框架，再去或“硬行”或“软行”地实施。前者从事到理，后者从理到事。“实事求是”一语，最易明了，也最难做到。学术上也是如此。 

　　先生《谈今文学的殿军廖季平大师》一文，在充分考评了季平先生学术成就的价值和地位后，先生有极深入的思考：“纵观季平先生学说的‘六变’，不论是哪一变，都是先从观念出发，先定一说，然后搜集各种有利于此的证据以证成之、或辗转附会之。”“凡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呢，避而不道可也。”“这种从先验的观念出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积淀在国人的血脉里，一直不断地得到传承，甚至变本加厉。”从建国后到“文革”中，再到拨乱反正后，先生列举目睹之社会怪现状，告诫我们：“这种思想方法，至今并未成为‘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往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而后事如何，亦当可逆推前事之失。” 

　　当然，如果强求一律，“以左反左”，又会走向另一极端，所以先生认为：“《易》之从象到数再到理，是愈来愈向高层次发展的，但认识问题，仍不能抛开象与数而不管，有时论理，可直接与数联系，不一定是阶进的，也可从理到理地向前向上推进。”方式方法多种多样，先生欣赏孔颖达的“不可一例求之，不可一类取之”，也欣赏释氏“多缘生法”，“须知世界、社会、历史和个人，都不是凭藉个人所推演或设想出来的简单公式可以包揽无遗的。” 

　　第二，正视社会前进中的“二重性”，呵护人性的深层资质。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前进，许多负面效应伴生而出，高度的机械化、现代化、信息化，一天天地同化着人类的生活习惯和情感节奏，人类原本多姿多彩的天性和才智，不得不面对一次次大规模的“统筹安排”，如升学统考、就业统考、晋级统考等等。我们要问，个体的生命，以及孕含在这生命中的不同资质和灵性，是应该得到释放和弘扬，还是应该浇铸成统一的模式？！ 

　　记得当初，先生的《袁枚＜续诗品＞详注》问世，遭人诋毁说：“取法乎下”“为无聊的帮闲文人立说”。这曾引起了我的思考：先生深知“袁枚的学问，在那崇尚博学的乾隆盛世，比起那些著名的文学家来固为逊色”，也深知“他作诗也只能凭其聪慧，能肆不能醇”，更深知“他对某些诗篇的激赏和剖析，多属皮相之见，有的简直令人喷饭”，为什么先生全然不顾这一切，不能稍减对袁枚的“无限倾倒”？其深层原因，在于对袁枚“性灵说”的激赏（先生前言中对“性灵”的解析有“一名三训”）。因为，由“性”至“灵”，是人之为人的最可宝贵的资质之一。先生在《袁枚〈续诗品〉详注》中引袁枚的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