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学术界从文字表象到精神本体不断趋于“媚雅”、走向“学院化”的时候，刘衍文先生以其独特的学术个性和思想品格，与一切所谓“时尚”保持着警惕的距离；读先生新近出版的学术随笔集《寄庐杂笔》，我清晰地感受到了渗透其间的学术平民意识。绝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这是另一种声音，也是一种力量。

    在先生的笔下，古人与今人，“左”与“右”、雅与俗，都会得到平等的待遇。这样做，并不是刻意抹杀或藐视什么，如有，那抹杀和藐视的是，人为的、世俗竖起的屏障和壁垒。读《现代作家书信集珍序》，那种摈弃一切门户之见的旷荡胸襟，令人读之回肠荡气，一洗卑琐之心。正因为先生一无成见，所以在进行学术探索的时候，才独具胆识，为之正本清源。《“小说气”漫议》一文，在《寄庐杂笔》中属篇幅较短者，而评说古今名文、史籍，游刃有余。先生首先超越古人，重新定义“小说气”：“所谓‘小说气’，不仅指志异书奇，举凡虚构夸张而失实的记载皆属之。”先生列举事实后指出：“好像为纵横舌辩之士树碑立说的《战国策》，小说气味就很浓。深受其时代感染的《孟子》，其叙议也很难尽信。”再推前一点，《左氏春秋》、《史记》、《资治通鉴》“亦尝酌采小说家言”。从某种意志或情感出发，“故意”这样写那样说是一方面，真的“缺乏历史常识”或无意疏忽，又是造成“障碍”的另一因素。《漫话缺乏历史常识》、《失记、误记、失检》诸文，所列实例，多涉古今名流，有时真令人骇然而又忍俊不禁。如萧统《文选》中的粗疏，史学家张采田对纪晓岚的误毁，梁启超错认龚自珍诗为谭嗣同诗等等。

    也许，以为有人会误以为先生喜欢苛责于人；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先生是在“借古讽今”，对目前“学术专著”中屡出常识性错误，乱人视听，痛切不已，不“苛”不行。这是一面；而另一面，恰恰让我们获得了一种真实与平等，真实地看待一切，那怕是所谓“专家”和“泰斗”，那怕是千古定论的鸿篇巨制。杜绝迷信与盲从，我们的思想才能走出一切有形无形的桎梏，走出片面！而现今的知识界，许多人犹抱“定于一尊”的情结，“服膺权威”的心理，大大妨碍了学术的民主。先生于《天下诗人谁第一》文末，又进一步直陈其意：“诗人不是梁山泊的头领，非得要排出个座次不可；也不像拳击比赛，非得打出个冠、亚军方休。不争那无聊的名义上的先后，意义岂不更大一些吗？”放眼当今“文坛”“学苑”，人们在这无聊的“名义”上，做的文章，耗的精力，真不知几何！应该说，这种现象愈来愈偏离学术本质。

    先生的读者很多，他们也许以“孤愤”之作，看待先生《打油诗的油气》及续篇、《尼与诗文》及续篇、《鬼的文学与文评》、《钝贼不钝》等。我认为，以先生的身份，以如此认真的态度，写这些文章是很不讨巧、也很不讨好的，“高雅之士”肯定视为“不屑”，但我却喜欢这些篇章。先生把目光投向那些社会下层的诗人、世俗目为“怪才”“偏才”的作者作品，不是居高临下的垂怜，而是抱以欣赏和兴致盎然的态度，不是拔高他（它）们，而是珍惜他（它）们。

    先生的著作，曾遭遇两种截然相反的品评。记得《袁枚〈续诗品〉详注》问世时，有人认为“取法乎下”，“为无聊的帮闲文人立说”；有人则认为“袁随园被批得身败名裂了。——这不妨作为一种凭证，超越一般意识、臻于至境的凭证。”现在想来，先生的学术态度根植于他的学术理想，一以贯之。

    只是，与时下的文风相径庭的是，先生从不发无根据的感慨与议论，从不让自己的情绪浮泛于文字的表面，而是以大量的严谨的学术探索，显现其内力的深沉与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