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界是一个谜，我们渴望解开这个谜，这是人类的终极关怀，也是学术（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全部意义所在。在一边面对未知，一边探索而行的时候，我们需要谜底，更需要通向谜底的路。然而，在中国人既达观又保守的思维模式里，相信“天下一理”，相信“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一通百通”的圣人。似乎，谜底是已定和单一的。从“天下一理”到“天下一尊”，从“通”到“同”再到“统”，这其间，我不知道有没有联系，但确乎知道，直到西方用机械生财打仗的时候，中国社会犹为二千年前的初民宗法社会。我要说的，其实是一个并不“时髦”的话题，认识世界的方式方法，决定着改造世界的方式方法，也就决定了生存的状态。 

　　也许，正缘于此，我深感刘衍文先生多元论学术思想的珍贵。 

　　刘衍文先生，是严格意义上的学者。五十年代后期，曾以《文学概论》一书，蜚声海内外；接着在“反右”与“文革”中却遭到无情打击，精神与身体都受到了莫大的创伤，数百万字的笔记、文稿毁于一旦。改革开放后，他才又重新拿起了笔。正如他借许地山《缀网劳蛛》的话说，他的“网”“结了就破，破了又结，结了又破，破了还结”。他的“网”终于一张张地“结”成了，限于精力与身体状况，许多是与他的哲嗣刘永翔先生一同“结织”的：《文学的艺术》、《古典文学鉴赏论》、《袁枚〈续诗品〉详注》等等。这些论著，论数量，仅仅是早年笔记的一小部分，举１９８５年出版的《文学的艺术》而言，是他当年一部巨著的构思内容的五分之一。历经坎坷，先生犹保持着赤子般纯真的心灵，严谨、热忱、客观、公允。 

　　《寄庐杂笔》是先生应上海书店之约，于去年年底出版的一本学术随笔。该书穿越传统，澄清旧说，针砭现实，屡树新义，灵动的情致与深邃的哲思相映生辉。如果说大大小小的论题，是谜面，那么长长短短的论断，就是对谜底的探索，穿梭于谜面与谜底之间的，是先生多元论的学术思想。 

二
　　走进《寄庐杂笔》，我觉得，在先生的笔下，古人与今人，“大人物”与“小人物”，“正统”与“非正统”，“左”与“右”、雅与俗，都会得到平等的待遇。这样做，并不是刻意抹杀或藐视什么，如有，那抹杀和藐视的是，人为的、世俗竖起的屏障和壁垒。在《现代作家书信集珍序》中，关于收录作品的范围，先生写道：“昔之谈艺者，惟以诗文为正宗，置小说、戏曲等于郐下而不顾；而今之论文者，恰好一反古则，惟认小说、戏剧、新诗、语体散文的撰写者为作家，而弃旧体诗词、古骈散文的作者如敝屣而不道。”“处于这个大变革、大冲击的时代，应该注意到各类文体各自赖以存在的基础及其影响之所至。因此，我们必须破除各种各样的门户之见，不惟被新作家斥为‘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文人的书信要选，即曾为大多数人所鄙夷不屑的那些作家，诸如剑侠小说家、鸳鸯蝴蝶派等，也当网罗勿失。”“学人中那些文采风流之士，或于文学别有会心之人，我们决不能视而不见。当然，专攻学术而质木无文者，我们也不当去强攀同道，赠以‘作家’的头街。”只要“言之有物”、“言之有文”者，“则不论篇幅长短，文言语体，一视同仁，决不受林琴南、胡适之等文言、白话此优彼劣之争的影响”。即少数难免带有一些矫饰成分的书信，也能得到先生别样的宽容：“要是能知人论世，得孟子‘知言’之微，其装腔作势之处，言不由衷之态，观之亦自是一乐。”这样的人间至文，读来令人回肠荡气，大学者的旷荡胸襟，直欲扫尽我们心中的一切狭隘和卑琐。 

　　人世间有一件最易也最难做到的事情，那就是显现人与事的本来面目，让世人看到“真”。先生的许多文字，是冲着这个“真”字来的。这些文字，看似轻松自在，谈天说地，而其实，先生骨子里非常执拗，执拗地做着“精卫填海”一样的“傻事”。从事这类文字写作时，先生反对“苛于近今，而宽于远古”，或“苛于无名者，而宽于盛名者”，也绝不反其道而行之，他的心中自有天平。《“小说气”漫议》一文，在《寄庐杂笔》中属篇幅较短者，而评说古今名文、史籍，游刃有余。先生首先超越古人，重新定义“小说气”：“所谓‘小说气’，不仅指志异书奇，举凡虚构夸张而失实的记载皆属之。”先生列举大量事实后指出：“好像为纵横舌辩之士树碑立说的《战国策》，小说气味就很浓。深受其时代感染的《孟子》，其叙议也很难尽信。”再推前一点，《左氏春秋》、《史记》、《资治通鉴》“亦尝酌采小说家言”。读之令人警醒，也令人叹息，“史”尚且失真如此，人间言语，又有多少可信处耶！何况目前的广告词、鉴定书语，或某种立场“鲜明”的媒体语、宣传品？ 

　　从某种意志或情感出发，“故意”这样写那样说是一方面，真的“缺乏历史常识”或无意疏忽，又是造成“障碍”的另一因素。《漫话缺乏历史常识》、《失记、误记、失检》诸文，所列实例，多涉古今名流，有时真令人骇然而又忍俊不禁。如萧统《文选》中的粗疏，史学家张采田对纪晓岚的误毁，梁启超错认龚自珍诗为谭嗣同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