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上海人素质特别。叶文心、高家龙、顾德曼、韩起澜等许多学者，都从移民人口角度，论述了经优胜劣汰机制锤炼的上海人的特别素质。香港梁元生、法国安克强则分别研究了晚清与民国时期上海地方政府官员，认为由于上海城市特别，上海的官员也具有特别的素质。梁元生的《上海道台研究转变中社会之连系人物，1843－90》认为，上海道台在近代化问题上，既是实行者又往往是消极者或反对者。一方面，作为中国最大通商口岸的官员，作为近代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城市长官，上海道台比别的地方官员都更真切地感受到西方武器和技术的先进性，对西方社会也有较多的了解，不得不努力从事江南制造局等新式企业的管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传统的地方官员，地方的稳定是他最大的心愿，那些引进先进机器而带来的中外交涉问题、失业问题、流民问题、社会治安问题，都只会带来更多麻烦。上海道台的既管理近代化企业、又管理近代化城市的这种双重角色，决定了他的矛盾态度。1885年以后，当近代化问题已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倡导，越来越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以后，上海道台在近代化方面否定性的角色也就不复存在了。安克强在《上海，1927－1937：精英、地方性和市政权力》中，研究了民国时期上海市政府如何在城市近代化方面做出可贵的努力。

      几乎所有海外上海学者，从老一辈的墨菲、刘广京，到现在还活跃在学术舞台上的年资较深的白吉尔、魏斐德、瓦格纳，再到比较年轻的毕可思，都注意到租界对上海城市的影响，注意到上海城市发展的独特道路，上海既不同于西安、北京、苏州等中国传统城市，也不同于新加坡、香港等殖民地城市。在上海，一是杂，文化多元，五方杂处，华洋杂居，来自不同国度的人，不同区域的人，不同的建筑样式，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伦理道德，不同的民俗风情，在这里各行其是，万象杂陈。二是和，和平共处，中西“两种文明会合，但是两者中间哪一种都不占优势”（墨菲语），国内各种区域文化，哪一种都不占主导地位。三是合，近乎实验室状态下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各种异质文化在这里比较平静地交汇、融合，取长补短，没有人为的造势，没有行政系统的干预，自然，真实。上述这些特点，对于上海成为国际大都市，对于孕育、形成上海人的特质，对于上海城市文化的形成，都有极为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