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定意义上讲，每一个试图接近历史的努力和他们留下的脚印其实都值得尊重。史景迁的探索尤其令人尊重。
　　●史景迁不满足于此，他试图将一个预设的命题加诸既往的现实，结果大而无当。 　　

    一场凶杀案，随后的陷害栽赃，以及之前的私奔和情变，让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充满了戏剧性元素。一个普通女人的死，在作者笔下，成了索解时代玄门的密码。很显然，史景迁冀图通过王氏的命运来彰显大历史的法则。
　　王氏是山东郯城一位任姓男子的老婆，关于她所有的一切，几乎都源自一位曾任郯城知县者的笔记。她的身世和她的思想一样面目不清。王氏死亡的经过是这样的：丈夫任某靠给别人家当长工为生，家徒四壁。任的父亲因为和王氏不合而搬了出去。出于一种至今不清晰的原因，虽然已经结婚，但她还是和一个男人私奔了，不久这个男人又甩掉了她。无处可去的王氏，在经过一些波折后又回到任某身边，任某留住了她，但数月之后的一个夜晚，一场突然的争吵让任某在王氏睡熟之后起了杀心。杀死王氏之后，任某将她的尸体转移出去，同时构陷一个他不喜欢的人为杀人凶手，而这个人可能也和王氏存在暧昧关系。
　　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在任何时代都可能发生。史景迁也承认，就他对王氏的认识而言，“曾感到模糊不清和艰深难解”。不过，后来他还是找到理由赋予这个戏剧性的死亡事件以微言大义。
　　在展开王氏的故事之前，史景迁用了超过三分之二的篇幅来谈论关于郯城的种种。正是明末清初的乱世，郯城又是一个天灾频仍的地方。在这片苦难的土地上，史景迁致力于描述了以下几个事实：土地耕作和税收；寡妇保护她的孩子和遗产的努力；地方恩怨带来的暴力。作者似乎在做一种暗示，即前述的种种苦难，与王氏的私奔和被杀有着逻辑上的传承关系。就如该书的副标题──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所示，小人物的悲剧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和她生存其间的混乱时代具有一种相关性，史景迁想要告诉我们，这个时代的不义与纷争应为王氏之死负责。
　　在书的前言中，他说：“她（王氏）把我引向郯城和进入郯城悲哀的历史，使我第一次面对一个显而易见分享不到财富、权势和影响力的偏僻县城。我仍然不知道她的故事能告诉我们多少关于整个清朝的事情，然而我猜想许多妇女像她那样，就像许多县如同郯城那样，受苦受难，缴租纳税，却很少得到回报。”
　　王氏成了一种苦难的象征。
　　史景迁的这个结论下得未免过于轻率，王氏之死，并不是一个很能契合“苦难”主旨的事件。王氏为何出走？她的私奔与时代的重压之间具有何种因果关系？她是一个反抗社会不公的悲剧性人物吗？她的死是时代的逼迫所致吗？在这些关键问题上，史景迁都没能提供证据。
　　从既有的记载看，王氏也许是过于不守妇道的女人，她赶走公爹，又有了外遇，并且，在任某原谅了她（至少在形式上和她继续夫妻关系）之后，仍然存在可能的不贞。她的死，很难说从根本上映照了那个时代弱者的苦难。《王氏之死》其实是对明末清初郯城民众生存图景的一次扫描，它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王氏的被杀只是其中的一段插曲，这一事件本身透露出当时当地的纲常伦理、婚姻家庭、风俗及法律等诸多情况，但史景迁不满足于此，他试图将一个预设的命题加诸既往的现实，结果大而无当。
　　《王氏之死》是史景迁早期的一部著作，它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对作者而言，这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虽然在篇幅上，它显得异常单薄。这本书和更早的《曹寅与康熙》、《康熙自画像》，奠下了史景迁在英语文化界的声誉。在这之后，史景迁还撰写了《“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追寻现代中国》等书，成为美国汉学界中大师级的人物，和孔飞力、魏斐德一道被称为费正清之后的“三杰”。
　　史景迁具有高超的讲故事本领，他的拿手好戏是，在大历史的帷幕上，通过对个体遭际与命运的细致刻画，来呈现社会的总体面貌。避免一味的宏大叙事，用事件来彰显一个时代的内在紧张，因为历史只有具体而微到生动的个案才会丰满和有血肉──在这方面，史景迁无疑是成功的。
　　但相对于魏斐德而言，史景迁更多的具有小说家的气质，以至于有人称其治史方式为“野路子”，其著作为“历史小说”。叙述娓娓道来，具有可读性，这是史景迁的优势；但他的著作中有自己的想象和缺少证据的推理，他也不会像魏斐德一样，为笔下每一个事实和论断的来处提供注解。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对史景迁的某一细节描写生疑时，我们无法知道这是否出于他的推理，如果不是，那么他所依据的文本为何？当然也无法对这个文本的可信度作出我们的判断。
　　窃以为，《王氏之死》中存有过于牵强附会的推断，也正是他治史态度不够严谨的一个表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