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反对新古典主义道德观的“例证”是亲情关系。似乎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无条件的，没有包含任何功利性的算计，这种情感容易被认为是“先验”的。关于这个问题，要深入讨论会很费笔墨。我只想指出一点：在对道德有相当的支配作用的感情问题上，学者很容易被人的一种宗教心理所迷惑。如果一种东西对人有安慰作用，人即使无法去证明它的客观性，也愿意去相信它--这便是我所说的宗教情感。极端的宗教情感是信仰“上帝”。“上帝”的存在是无法证明的，但数不清的人愿意相信它，因为上帝有安慰我们的作用；我们之所以需要安慰，根本上说是因为我们对“彼岸世界”有莫名的恐惧。顺便指出，马克思对宗教的批评中所用的“鸦片”一词，本应该翻译为“安慰”，一是马克思批评的前后文意思是这样的，一是鸦片很早在欧洲人中间就当作镇痛剂来使用。人们爱子女情感有多种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宗教情感。彼岸世界过于恐惧，我们想用“子女”的形式来把我们留在此岸世界，所以，爱子女也是爱自己。我以为，许多道德规范的根由可以用宗教情感来解释。我记得汪丁丁先生曾经在某一期《经济学家茶座》上发表文章介绍过美国学者用新古典主义理论来解释宗教信仰，是非常有意思的。试想，连宗教情感也出于算计，道德还能逃过人的算计么？事实上，正是因为生活中少见圣洁与崇高，人们才对它们有宗教般的情感。对美德的向往是初级的宗教。

    韦森教授围绕“能否从理性中推导出道德”这个命题，介绍了许多博弈论经济学家的假说，对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有很多启发。但是，我以为，虽然这些假说较之于新古典主义那些颇具形式美的最大化模型更接近人的实际行为过程，但它们与真正的人的行为过程相比，实在还过于幼稚。如果博弈论的数学分析与上述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分析不一致，我想那不是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错误，而是博弈论分析的错误，具体说是博弈论预设的错误。经济学的进步最终要靠数学和心理学的进步，这两者是经济学的两条腿，但目前这两条腿还十分虚弱，我们不得不更依赖良好的直觉来对诸如道德这类范畴的意义做出判断。学术界的纷争也因此延绵不断。

    在我们的分析面前，横亘着一座大哲学家康德筑就的高山。韦森教授很欣赏康德的伦理哲学思想，我所说的韦森教授的浪漫主义，集中表现在他写下的对康德景仰的文字上。康德认为，人的知识分为两种，一种是先验的、独立于人的经验的知识，如数理逻辑、因果律、范畴和道德等；另一种则是由后天经验获得的知识。按韦森教授的表达，“在康德的实践理性王国中，人的道德心和良知是验前的、绝对的、无条件的、普遍的和超越的，因而对纯粹理论理性来说是不可企及的。”（99页）对康德伦理思想的批评很多，其中较典型的批评来自罗素。罗素的重要意见有：第一，康德设定了道德原则，这成为我们行动的唯一的、普遍的准则，甚至我们出于喜好而做善事，也不值得称道。于是，整个事情就变成了一连串颇为讨厌的、沉闷的义务。康德的这种态度总的来说，与他自己过着一种十分“理论性的生活”有关。也就是说，康德有可能把自己的某些特殊的价值观搞成了普遍的原则，并不允许人们有丝毫的算计之心。第二，在康德看来，根据道德规律的绝对命令而行事的可能性，言外之意就是存在上帝。而且，罗素所忽视的一点，却被韦森教授在讨论社会演进的道德意义时发现了：这个“上帝”是否在掷骰子？因为既然人的道德是先验的，为什么有人守德而又有人丧德？如果我们不把道德看成是“后验”的，我们就不得不接受一个乖戾的上帝，我想，任谁也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罗素，西方的智慧，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322-323页）

    在经济学家的队伍里，也有不少大人物批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道德观，其中具有颠覆性的观点是由D. C. 诺斯提出来的。他认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因为忽视意识形态的作用，而不能解释大跨度经济史上的结构变迁，而道德因素不可避免地和道德、伦理评价相互交织在一起（诺斯，1981，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上海三联出版社1991年版，53页）。诺斯要证明的，是意识形态对于长期经济政治结构变迁的意义，但是，意识形态的作用要通过中介环节才能实现，按诺斯的意思，由教育等持久的知识传播，有可能在一定的群体中克服搭便车问题，“促使一些群体不再按有关成本与收益的简单的、享乐主义的和个人的计算来行事。这是各种主要意识形态的中心问题，因为无论是维持现存的秩序，还是推翻现存的秩序，离开上述行为都是不可能的”（同上，59页）。显然，韦森教授的观点与诺斯的看法有一致的地方，差别在于，韦森教授认为意识形态中的道德具有先天的性质，而诺斯似乎强调教育、民族生存的地理位置以及职业专门化等因素的影响（同上，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