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经济学还不是社会科学的一切，虽然经济学家想使经济学成为一切。从本质上说，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乃至其他一切社会科学家探讨的问题是一样的：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什么？或者按照韦森教授的话说，人际之间的合作是怎样的？依照这样一个观点看，经济学和哲学相比，何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最令人满意？回答这最后一个问题是困难的，但有一点不用怀疑，哲学在这方面所积累的文献在历史上大大超过了经济学。

    精力旺盛的经济学家一定会游弋到经济学的传统边界之外，去寻觅哲学和其他学科关于人与社会关系的答案，而且也应该这样去做。但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仅康德的全集就有22大卷（叔本华还说不懂康德的人是个智力上的小孩子！）可是，经济学自己的文献已经十分浩繁，一个人穷毕生精力也是读不过来的。熊掌和鱼不可兼得，我们很难既在经济学的一个专业领域成为专家，又做一个有造诣的哲学家。但我们总可以对经济学和哲学家所共同关心的问题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学者之间在读书思考中的分工。需要有专门的人士游弋于经济学和哲学的边界，或者用哲学家的思考来评价经济学发展的得失，或者用经济学家的方法来审视哲学家的思考，从而给这个领域的学者打开一个窥视其他领域之堂奥的窗户。所幸我们已经有这样的学者；在读了《经济学与伦理学》这本书以后，我感到书的作者韦森教授正是目前我国这样一位兼治哲学与经济学的学者。

    多年来，经济学涉及道德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道德本身的评价，如什么是好的道德，什么是坏的道德，这大体属于规范性的研究；另一个则是研究道德约束存在的原因，即探讨人们遵守或不遵守道德规范的动机何在，这大体是一种实证性的研究，或者说，它应该属于实证性研究。韦森教授的书主要研究后一个问题。

    这本书篇幅不大，10万字出头，我几次想一口气读完它，但却没有成功；最终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分几次读完了这本书，有的内容还反复读过。书里有许多我陌生的东西，虽然书的主旨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从书的副标题“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和道德基础”可以看出作者要讨论的问题。作者在有限的文字里几乎把近现代以来一切关于这个题目的主要思想一网打尽了，特别深入评论了现代经济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换个角度，不妨把这本书所讨论的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除过理性，人还有什么？

    人来到人世界并存在于世界，必然要在有限的资源中争得一小块来，并因此必然要与其他人打交道，这是任何学者都会承认的“绝对事实”，但这不构成学术讨论的对象。接下来的问题就开始起纷争了：在人际交往中，人只是基于利益的诉求而通过理性的算计来采取行动吗？争论不在于人的理性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不在于人会不会犯错误；如果人不会犯错误，关于理性的研究毫无意义。深层的分歧在于，人除过理性，还有独立于理性算计的道德吗？
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实际上认为，道德是理性算计的结果，区分两者没有实质意义；同时也有哲学家赞成这个看法。

    更有影响的哲学家或伦理学家则认为，道德有独立的存在，或叫做“先验的存在”；用康德的话来说，道德的存在是“绝对命令”。道德与理性的算计可以并行不悖。韦森教授赞成这种看法。在我与他不很深入的交流中，他重申道德的考量当然也是理性的，但道德并不是理性算计的结果，他赞成道德是一种先验的存在，并且这种存在是考察市场经济的重要“维度”。

    说实话，如果一个学者本来赞成第一种观点，在读了韦森教授的书以后，仍然十分自信地坚守观点不变，我以为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作为第一种观点的赞成者，再三思索，尚没有被韦森教授的雄辩所俘获，尽管我在继续陈述第一种观点时心里相当地忐忑不安。下面的讨论是我对两种观点的扼要评论；不用说，我希望读者最终通过阅读韦森教授的著作，才会获得相关的更确切的知识，而不是止于对本文的阅读。

    这个题目的争论，是学术界勇敢者的行为。对知识界的批判，大体上可分为“技术性的批判”、“意识形态的批判”和“道德的批判”三种。第一种批判人们容易接受，第二种批判在专制条件下是可怕的（如有人对学者扣以“卖国主义”的帽子），第三种批判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是令人难堪的，包括批判者自己和被批判者。中国的一些学者对樊纲的批判就属于第三种情况。但是，韦森教授对道德的讨论却是在技术性层面展开的，这使得国内出版的许多讨论道德的著述逊色一筹，当然韦森教授也少不了一些浪漫主义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