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通俗的语言，说高深的经济学道理已属不易，然而，韦森更梦想着“用诗的语言，写诗的经济学”，所以就有了《经济学如诗》这样一本文集。其中主要收录了自2000年下半年韦森在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以来所写的一些经济学随笔和论文。当然，韦森所言的“诗”，已经超越了文学概念上诗的意义，或者一种“言志”的纯情感流露了，而是指向西方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绽出'的场景”。这样的理解似乎有些玄，但是在韦森那里，经济学和哲学以及伦理学、语言学、社会学、法理学、人类学、美学等诸学科之间切切实实地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关系，而且是非常强烈的内在的联系，撇开了人类的其他的学科，就无从对经济学的现象作出鞭辟入里的解释。

    千禧年的圣诞，韦森在剑桥倏然产生了“经济学应该是诗”的念头；翌年春回国后才意外地翻到维特根斯坦在《文化与价值》一书中的一句类似的话：“哲学真的应该像作诗那样来写。”这种不谋而合不得不使人折服叫绝。尽管韦森很自谦地认为自己的这个念头或许得自于剑桥这一人间仙境的景致和在那儿如梦般的生活学习经历，但如果没有长久的理论积累，没有扎实深厚的跨学科的学术功底和渊博的知识面，何以能够如此深刻地思想？

    于是，在这本智慧横溢的文集里，韦森既谈经济学，也谈语言哲学、伦理学；既侃交易费用，也侃定言命令、逻各斯；既说斯密、纳什，也说哈耶克、康德、伽达默尔、奥斯汀；既研究市场秩序问题，也研究道德、文化问题。韦森用他独特的思考方式游刃有余地穿行于经济学的理性和哲学的玄妙之间。

    毫无疑问，韦森研究经济学的视野是极其宽泛的，但是，他的视点却是始终落在中国社会的当下，落在具体的经济社会问题上的。他坚守这一点是出于“经济学人的天职”──“去发现为引致民富和国富的财富创造机理而创造思想财富”。这是韦森在文集中一篇名为“经济学人的天职与财富”的文章中所说的。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在字里行间，在嬉笑怒骂中，他把锋芒指向中国社会的经济热点问题，比如政府职能，比如国企转制，比如收入分配，比如金融改革，比如经济学界的急功近利。他不忌讳尖锐地批评、深刻地揭露，为的只是可以对中国经济学界有所“边际贡献”，“既然已对社会和学界说长道短，就不计较人家说长道短”。这是经济学人的天职使然。

    经济学是研究“真实世界”的学问。真即是善即是美。美中就有诗，经济学应该是美，也应该是诗。秉承着这样的信念，韦森这些年一直致力于制度经济学领域的理论研究，把人类社会的“市场存在”“绽现”在语言中。围绕着交易费用问题，韦森一度和张五常针锋相对，也着实和张五常的拥护者热热闹闹地唇枪舌剑了一番。但是学术争论之外，圈外人可能还不知道，这两位大学问家却是经常在一起把盏论道的至交密友。这导致韦森曾张口让张五常为他题写这本文集的书名，张五常倒也爽快地答应了，只是这个“老顽童”提了个奇特的要求，书名必须照他的意思改成“计学如诗”。张五常说，“经济学”在中文中本来就应该翻译为“计学”，故改名《计学如诗》可能更押韵合辙。“计”在古汉语中有“计算、考察、审核”的意思，现在的经济学难道不就是以计算为手段考察社会财富和经济秩序的问题？看来张五常的建议不是没有道理。但考虑到读者对这个称谓的接受程度，韦森还是打消了让张五常题写书名的念头，张五常也自然一笑了之──呵，这个小插曲是题外话了，但韦森其人的真性情却可见一斑。

    韦森仍然在关于社会制序（institutions）型构与变迁的理论探究中艰苦卓绝地跋涉着。虽然理论本身可能是灰色而晦涩的，但思考者所迸发出来的思想的火花却是绚丽而精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