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术性层面上，我赞成韦森教授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局限性的批评。他说，在新古典的世界中，人人都是无良知、无道德感、无同情心且理性地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计算机超人，所以，新古典主义的人在面临“囚徒困境”时便不会选择合作行为（98页）。但我认为，这种局限性仅仅是在技术性层面上发生的，因为这种有局限性的假说可以使理论分析获得简化的好处，但同时，这种简化又有一个坏处，使得他人可以拿出无数的例证来反驳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假说。现在，我们终归应该明白，我们的一切分歧发生在思考和叙述的方法上，而不是发生在事实的本来意义上。

    行文至此，我们该回答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除过理性，人还有什么？答案不是我做出的，从古希腊哲学家开始，答案就有了：人除过理性，还有错误。也就是说，在理性的算计上，人只有完善程度的差别。甚至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在浅层次上也表现为“算计能力”上的差异，而不是什么文化形态的差异。所谓道德，不过是人的算计的一种形态。苏格拉底坚信使人犯罪的原因是缺乏知识；无知是罪恶的重要根源。柏拉图也这样认为。到了崇敬自由的理性主义思想家斯宾诺莎那里，理性的意义进一步得到严密的阐述，他告诉世人：无知是众恶之因（罗素，同上，63、65、267页）。新古典经济学对理性的逻辑地位的分析，不过是从苏格拉底到斯宾诺莎理性主义的延续。像许多伟大思想家（包括像爱因斯坦这样的物理学家）一样，斯宾诺莎尊奉泛神论的世界观，我以为这是人类最杰出、最真诚的世界观，而不意味着无神论对有神论的投降。在思想的深层，理性、道德和上帝是三位一体的，其中，理性才是本原。有了这样一种视角，也许我们再不必为上帝和道德在思想世界的安排而煎熬。

    韦森著，经济学与伦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定价15元。

                                    本文摘要发表于《读书》200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