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前，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一篇专稿《不要干涉人民币》，该文指出中国的出口份额虽然从1999年以来保持连续的增长，但是其进口所占的比例也在扩大。事实上，中国今年以来进口额比去年高出45%。人民币升值可能影响到中国出口，给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障碍，这样又会反过来拖累世界经济。另外，在中国的出口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外资或者合资企业生产的产品，限制中国出口的话，有可能影响到外资企业的利益。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前理事安吉尔认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观点是对日本教训健忘：固定汇率制度能带来繁荣，而容许货币升值则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日本战后经济取得高速发展，得益于日元与美元挂钩，日本以越来越高的质量和越来越低的价格不断扩大产品在全球的市场。然而，在日本央行允许日元升值之后，日本经济却陷入了通货紧缩的泥潭，日元升值给日本带来了灾难的后果，中国将人民币升值也将会犯下同样的错误。　
    包括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在内的一些专家指出：实际上美国外贸逆差剧增的原因不在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本身，而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对外直接投资扩大、个人消费支出的增长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美国产业工人失业率的增加也和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相关，美国的制造业不可避免地会向其他国家转移，因为未来美国的主导产业将是高新技术产业。如果美国限制中国出口的话，反而会使美国的普通民众买不到价廉物美的商品。
    曾担任日本大藏省常务副大臣的日本资深经济学家、被称为“日元先生”的神原英资也是日本国内少数反对人民币升值的经济学家之一。他说：“我认为日本政府不应该对中国施加压力，我相信在日本的企业当中有70%不同意中国汇率发生改变，因为，人民币升值不会给他们带来好处。”他还呼吁日本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帮助中国抵制外来的压力。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被称为欧元之父的蒙代尔也观点鲜明地提出：“人民币汇率固定是非常有益的一个措施，符合中国国情。如果中国让人民币升值，就必须考虑它的国际收支及其他很多问题。如果没有综合地考虑，这就会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不好的影响。”他认为，如果人民币现在升值，将对中国吸引外资造成很大打击，中国经济增长将至少因此下降2至3个百分点。
    另外还有一些专家指出，在人民币汇率升值心理预期强烈的氛围下进行汇率调整，时机不当，因为这样难免会产生“预期继续升值→升值→预期再次升值”的循环。目前，中国资本项目正在逐步放开，强烈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势必造成大量“热钱”快速流入，一旦经济情况发生波动，“热钱”的抽回难免会对中国宏观经济造成很大冲击。
    事实上，即使是美国财长斯诺本人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看法也有一个变化过程。虽然他近来每次公开露面几乎必谈及人民币问题，但是在探讨这些问题时，斯诺不仅谈到对美国的失业状况表示担忧，也谈到逼使人民币短时间实现自由浮动可能会欲速则不达。
    对于中国仍然实施外汇管制，斯诺认为：“为什么要实施外汇管制呢？因为担忧大量货币的流动。我的观点是，中国需要向浮动汇率制转型，前提是我们要意识到，在实现浮动汇率之前，金融基础架构必须良好有序。”他表示，虽然他总体上支持汇率浮动的市场体系，但具体到中国的情况，他意识到明天就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还存在着实质性障碍。

如何化解升值压力    人民币目前既面临着升值的压力，而满足其升值的条件又未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人民币面临的就是如何保持平衡的问题。
    专家们建议，既然人民币的汇率问题是因贸易问题而起，那么化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可以先由贸易问题着手。
    近来，中国的有关部门已经采取了降低出口退税率、放宽企业对外投资用汇额度、放宽个人出境携带外汇的限额等措施，试图舒缓外汇储备持续增长的速度和国家之间的贸易逆差，平衡国际收支。
    另外，去年已经出台的QFII，也有利于疏导境外投资人民币资产的热情，将其纳入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接下来，为舒缓人民币升值压力，还有可能推出的措施是：在合适的时机推出QDII，鼓励中国投资者投资境外股市；简化投资及资金汇出手续，支持企业在国外投资；允许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内地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允许国际金融机构在内地发行人民币债券；允许跨国公司集中操作外汇资源；进一步提高个人出国换汇限额；放宽移民、非居民资产转移汇出的限制；放宽经常项目下各类企业开立外汇账户以及对外汇账户限额方面的管理。
    随着这些措施综合发挥作用，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可以得到很大程度上的缓解。这将为人民币汇率最终走向自由汇兑赢得宝贵的准备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