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腓特烈大帝并不看重卢梭学说（尤鄙视其为人），但当卢梭写信向他求助时——“我被法国人、日内瓦人、伯尔尼人赶了出来，我希望在您的领地内找到一处容身之所……现在我完全置身于陛下的控制之中，陛下可以对我随意处置”——他立即表示同意，并考虑为卢梭在无忧宫修建一处隐居场所。同样，当法国医生拉美特利（La Mettrie）因发表《人是机器》（L'Homme-Machine）而遭驱逐时，腓特烈大帝不仅允准他政治避难的请求，而且力邀他加盟柏林科学院——其同僚包括瑞士数学家欧拉、法国数学家拉格朗日、法国数学家莫佩尔蒂、法国哲学家孔迪亚克等欧洲科学文化名人，皆一时之选也。

  从科学院人员构成看，本土人士（除康德外）寥寥无几，而法国人则占据半壁以上江山，一定程度上既是普法两国文化软实力的对比，又是腓特烈大帝一贯“精法”的体现。他自幼向慕法国文化，平生著述皆用法文（再由御用秘书冯·多姆转译成德文）。他推崇法国音乐（尤其是歌剧），但却将海顿的音乐讥为“聒耳的噪音”（莫扎特亦未受他待见）。他的这种法国新古典主义趣旨一方面固然提升了普鲁士的文化品位，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比如他为“莎士比亚糟糕的戏剧被翻译成德语”而痛心疾首，此外，更令他愤怒的是，“歌德的《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就是对堕落英国戏剧的可怕效仿”。

  敢于指斥本国大文豪缺乏原创，这显然是腓特烈大帝高度自信的表现。作为孟德斯鸠的忠实信徒，腓特烈大帝坚信“各个民族具有不可磨灭的性格特点”。他对德国文化的缺点进行了尖锐而无情的批评——迂腐、笨重、缺乏幽默感（德意志民族史诗《尼伯龙根之歌》在他读来异常难受，“形同腹泻”），当然，他对法兰西文化也没有一味包容。比如，他抨击法国人惯于迫害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反对派——“英国人可以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法国人却几乎不敢透露自己的看法。”因此，尽管法国有笛卡尔和马勒伯朗士，但“永远也培育不出真正无畏的思想者，比如莱布尼茨、洛克或牛顿”。

  照布莱宁的看法，凭借天纵之才，腓特烈大帝在确立和推广“高雅文化”方面作出的努力已足以令后世仰慕不已，但相比而言，他在“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方面的杰出贡献更值得后人铭记，永志不忘——根据林·亨特（Lynn Hunt）的定义，此处“政治文化”指代社会“价值观、期望值以及心照不宣的规则”，它们“表达集体意图并决定行动方向”。换言之，相对于腓特烈大帝的“高雅文化”建设，以政治、宗教、法律等方面变革为标志的“政治文化”建设才是普鲁士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诚如德国历史学家冯·施勒策（August Ludwig von Schlozer）所言，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普鲁士人民为曾经拥有腓特烈大帝这样的君主而倍感庆幸：正是“因为他自上而下的开明专制改革，才让德国避免了法国大革命那样的血腥暴乱”。

  以宗教宽容政策为例。继位不到一个月，腓特烈大帝就颁布政令：国家允许一切宗教存在——包括但不限于在法国被驱逐的胡格诺教徒、天主教徒及伊斯兰教徒。“宗教不分高下，只要信仰宗教的人是诚实的。哪怕土耳其人或者异教徒来到这里，想要成为我国国民，我们也应该为他们修建清真寺和庙宇。”1747年，他在柏林市中心王家歌剧院附近划拨一块土地，用于修建天主教圣黑德维希（St Hedwig）教堂，此举震惊整个欧洲。连伏尔泰也觉得震愕不已——在回信中，腓特烈大帝写道:“您批评我过分宽容，我却以此为傲——希望这是王公唯一被人诟病的错误。”1773年，教皇迫于法、西、葡等国压力，宣布取缔耶稣会（Order of the Jesuits），后者顿成丧家之犬。腓特烈大帝不顾民意汹汹，下令邀请耶稣会士来普避难。他认为，对于普鲁士民族而言，教育是真正的“千年大计”——事关民族未来和国运前途。但是，由于连年征战，各级学校教师匮乏；在有些地方，他不得不任用一些粗通文墨的老兵滥竽充数。耶稣会倚仗教皇势力，在欧洲各国“干政”，不得人心，但它在传播知识、普及教育方面的功绩却是世所公认。在腓特烈大帝强力推动下，普鲁士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普及全民教育的国家，耶稣会与有力焉。十九世纪以后，普鲁士教育在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成为欧美列强效仿的对象，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腓特烈大帝的这一英明决策（这也是他与伏尔泰启蒙思想大异其趣之处——后者坚信世人大多[他估计约为九成]宁愿顺从权威，也不愿自己去思考，因此断言他们“不配被启蒙[ne méritent pas que l'on les éclai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