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宗教宽容政策相对应的，是腓特烈大帝刻意营造的宽松的社会环境。他取消了新闻审查制度，鼓励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照恩斯特·卡西尔在《启蒙运动的哲学》一书中的论述，这也是腓特烈大帝治下开明专制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笔的自由”（freedom of the pen）——以言辞与说教影响别人的权利——就是“人民权利之象征”（palladium of the rights of the people）。1784年，腓特烈大帝下令将《普鲁士民法典》草案中的若干条例首先交由公众讨论，而后由法律专家和官员共同议定——照政治史家的观点，腓特烈大帝采用的这种“问计于民”的内部征询机制，使得大众有机会参与政治（尽管程度“有限”），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具有了日后“替代性国会的功能”。

  在宽松的社会环境中，民众不仅拥有一定范围的言论自由，也能享受结社自由。在腓特烈大帝支持下，“星期三协会”之类政治俱乐部充斥各种流言蜚语、讥弹妄议，几成“法外之地”。值得注意的是，腓特烈大帝本人不仅偶尔驾临旁听，而且也会亲自捉刀撰写报刊社论（他本人对报纸情有独钟——某次当大臣提出强化舆论管控的建议时，他回答说，“如果想让报纸变得有趣，就不应该压制它们”）。1785年第5期《柏林月刊》上刊载了腓特烈大帝的雄文，题为《诸侯们通向永恒的新道路》。社论伊始，他便提出了“必须进行一场大改革”的总体部署和要求，即强化法治建设:“当一位诸侯想造就一部能特别持久的法律时，他就必须给这个国家一部宪法，惟此，他的后继者才不能专横地修改由他引入的法律。从现在起，他必须做到这一点：除了整个国家赞成而产生的这部法律以外，不再有其他的法律。一句话，他必须将这个国家变成一个共和国。”紧接着，他又阐述道，“惟有一部共和主义的宪法，才可能被长久地贯彻，才不会因偶然事件引起的平民骚乱而受到危及，因为它是由一批有代表性并充满智慧的人通过争论之后才平静地起草的。”社论作者最后大声疾呼:“从来就没有哪位君主能无限制地稳定他的统治，除非他将这种统治交到人民的手中……诸侯们应习惯于让人民分阶段地参与公共事务，并寻求有能力的人作为代表来关照这个民族的幸福。当诸侯将选择上级的权利转让给人民的时候，就是为此作了最好的准备！”

  这当然是腓特烈大帝对他的开明专制极度自信的体现。关于普鲁士的言论自由，到访者——如先后为腓特烈大帝作传的英国文人鲍斯威尔和法国政客米拉波——最有发言权。其中最典型的一则事例如下：有一次腓特烈大帝骑马在外，看到老百姓们正在围观一张讽刺漫画，上面画的是他在磨咖啡的场景。画面中的他像个吝啬鬼，连一颗咖啡豆都舍不得漏掉。当腓特烈走近时，老百姓们惶恐不安地在四周站立，担心逢彼之怒。孰料腓特烈不但没将漫画撕下，甚至还要他们改贴得更低一些，好让“更多人看得更清楚”。假如这则传闻是民间段子手的编排，那么驰骋欧陆战场的英军名将约翰·穆尔（John Moore）给出的印象无疑更具说服力：“初到柏林时，最令我吃惊的就是人们可以自由谈论政府政策和国王行为。我听到人们像在伦敦的咖啡馆里一样轻松地谈论政治话题和一些我认为仍旧忌讳的话题。书店也有同样的自由，几乎所有出版物都在公开售卖。最近出版的关于瓜分波兰的小册子里有对国王的严厉批评，但也未遇阻碍。”——在欧洲大陆至少要被查封、被销毁的著作（作者本人更难逃法网），在此地居然畅通无阻，这也应验了瑞士神学家莱昂纳德·迈斯特（Leonard Meister）的论断：“这位与众不同的国王骄傲地宣称，农民和王公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有这样的见识和这样的君主，国家的士气怎么可能不得到提升？……腓特烈大帝为艺术和科学带来了最好的滋养：安全、自由和宽容！”

  1786年8月17日，腓特烈大帝在无忧宫安详去世（他在给妹妹不伦瑞克公爵夫人的诀别信中写道:“老年人必须为年轻人让路”）。而在此之前，他人生最后的重大政治安排之一，是决定与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签订最惠国协议。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根据布莱宁在本书“结语：文化的权力”部分的论断，表面来看，革命固然导源于政府巨额对外援助引发的财政危机，但究其根本，还是源于“旧制度呈现型文化合法性的丧失”——借用马克斯·韦伯对合法性的三种分类（传统型、法理型和卡里斯玛型[超凡魅力型]），法国君主“因为专制失去了法理权威和传统权威，又因为腐败和无能丧失了魅力权威”。换个角度看，同样是掌握权力的君主，法王路易十六所缺乏的，岂非正是腓特烈大帝云淡风轻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