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660年“太阳王”路易十四的亲政，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百余年间，旧制由盛转衰，启蒙熠熠生辉，公共领域兴起，民族国家登场。王公贵族以古典方正的建筑、光辉崇高的绘画、庄严肃穆的歌剧呈现权力的文化，公众人民则在期刊、报纸、小说、图书室、咖啡馆中彰显文化的权力。新生力量的崛起为既有秩序带来了挑战，也为欧洲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机遇。

  在历史的长河中，18世纪无疑是一个转折点，旧制度的辉煌与启蒙思想的光辉交织，塑造了现代世界的雏形。英国史学大家、国家学术院院士、剑桥大学教授蒂莫西·C.W.布莱宁以炉火纯青的笔触，将这段历史画卷徐徐展开，探讨了这一时期文化革命如何深刻改变了欧洲的权力格局。


《权力的文化与文化的权力：旧制度下的欧洲（1660—1789）》
[英]蒂莫西·C.W.布莱宁 著
李文君 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

  也人新书#32《权力的文化与文化的权力：旧制度下的欧洲（1660—1789）》，沿历史大路与小径，追踪曲折变革的过程，拼合旧制度文化的全景图，洞察现代世界如何从18世纪的明暗交织中破土而出。

  （以下内容为本书选摘）

序曲

  让—菲利普·拉莫在 1749年首演的抒情悲剧《拜火教主琐罗亚斯德》里用“序曲取代了传统的开场表演”，并对此做出解释：

  这是第一部省去开场表演的歌剧。人们对这种创新感到震惊；但经验表明，这是正确的选择。对音乐剧来说，时间如此重要：多种艺术方式在有限的时间里共同呈现着浩繁的情节，诗歌、艺术、机械、音乐和舞蹈以迅速多变的节奏相互交织，以至于剧作家不得不计较每一秒，删除所有多余的内容。

  出于类似的理由，本书提供了充当导言角色的序曲，或者说兼具导言功能的序曲，目标是学术圈之外的广大读者。德语专著通常要求在导言中定义名词、分析概念、解释研究方法、探讨史学发展，然而这并非多数读者的需求。对于他们来说，导言部分将会提供正文的粗略概述，此后便可以直接进入第一章路易十四宫廷的论述；对概念基础感兴趣的读者则可继续阅读导言剩余的内容。

  本书是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欧洲政治文化发展的比较研究，以英国、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为中心，偶尔也会向东方和南方延伸。书中的核心论点在于，这个时期生出一个全新的文化空间，给政权及其统治带来了新的挑战。旧文化以宫廷和君主制为核心，新生的“公共领域”则由普通个体汇聚而成，其整体力量超过了个体的总和。他们通过交换信息、想法和评论，创造出“公众”这一文化角色，并从此主导了欧洲文化。现代世界的许多文化现象都源自“漫长的 18世纪”，例如期刊、报纸、小说、记者、评论家、公共图书馆、音乐会、画展、博物馆和歌剧院，等等。它们虽然诞生于更早的时代，却在18世纪趋于成熟，合力引发了一场文化变革。或许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直到这一时期“公众舆论”才成为审美和政治的仲裁者。

  这些变化给政权带来了挑战和机遇。适时灵活的改变能够促进权力健康发展。若无法成功调整，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受到严重损伤，导致长期的问题甚至消亡，正如法兰西王室的经历。即使普鲁士腓特烈大帝那样头脑清醒的人，也很难找到一条通往稳定的道路，而坚持下去就更为困难。套用克劳塞维的话来说，他们发现政治的一切都很简单，但就连最简单的事情做起来也极其困难。很少有人能够做出长远的总体规划；而做出规划的人，比如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却会发现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当时的统治者和他们的谋士无法像后人一样做出事后分析，他们的眼光受到遮蔽，不得不摸索一个又一个的权宜之计。这虽然困难，却不是毫无可能。倘若统治者能够取得有效信息，了解被统治者日渐加深的忧虑，应该可以洞察文化的转变。凡尔赛宫与世隔绝，将路易十四的后人禁锢在名不副实、日益萎缩的王权里。他们更加灵活的英、德“同行”，为了应对新的现实需求，将自己重新打造为爱国者与国家公仆。在 18世纪出现的公共领域里，类似现代发言人、公关团队、媒体顾问和焦点小组所承担的工作是当时政治家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