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和普鲁士在军事胜利的威望下成功转型为现代君主。他们在世纪中叶的世界大战——七年战争——取得胜利，从此英国成为欧陆版图之外的世界霸主，普鲁士也确立了新的霸权地位。这个逻辑或许也可以倒过来：正因为英国和普鲁士适应了政治文化的改变，才取得了战争胜利。正如约翰 ·布鲁尔所说：“国家不仅是权力中心，还是权威中心，这种权威的有效性取决于政权和治理的合法性。从广义上来讲，合法性越低，国家行动面临的‘摩擦’也就越大，为了达到同一效果，也要付出更多资源。”以上引文来自他对这一时期英国财政的出色研究，一语道出文化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为使财政收入和相应的权力最大化，政府必须做出“可信承诺”，鼓励纳税人做出必要的牺牲。为了创造出能够支持这种关系的信任，政策决定者的个人文化也至关重要。我们将会看到，英国人和普鲁士人通过不同路径达到了相同目标。法国人却从一开始就错了，他们攥着过时的地图，又缺乏紧迫感，最后几乎被困在原地。1789年10月5日，冲入凡尔赛宫的巴黎人发现路易十六、他的家人和他的宫廷生活在一个石化的世界。那个世界的灵魂早已消散，犹如一个史前博物馆。

  人们活捉了国王和王后，次日将他们押送到巴黎，凡尔赛宫从此成为国家财产。法国王室在18世纪犯下众多过错，其中最糟糕的莫过于无法感受到日渐增强的民族权威。它并非从1789年革命者的脑袋里横空而出，实际上历经了漫长的形成过程。在西欧和中欧，“国家”和“民族”是政治话语的两个核心名词。

  路易十四也许可以说“朕即国家”，但路易十六就无法宣称“朕即民族”，这是1789年 6月17日法国三级会议第三等级代表组成的国民议会所拥有的权力。王权和民族的割离至少可以上溯到1713年，路易十四要求克雷芒十一世发布通谕《论上帝独子》，谴责詹森派。这成为引发1756年“外交革命”的裂缝，又因为 1770年法国和奥地利的联姻而终于变得无法弥合。在这一时期，英国汉诺威王朝成功建立了王朝和民族之间的全新联合，尽管过程艰难而缓慢；与此同时，普鲁士腓特烈大帝也推出一种奇特却有效的“爱国主义”。

  本书中所用的“文化 ”是广义的词汇，指爱德华 ·泰勒爵士的经典定义：“文化是一个复杂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类所掌握的其他任何能力和习惯。”本书无意探索这个“复杂总体”的各个方面，出于篇幅和论述焦点的考虑，忽略了性别和流行文化等重要方面，主要将注意力集中于精英文化。此外，出于同样的原因，论述无法穷尽“高雅文化”的每一个领域。过去的研究者极少在严格的音乐学之外讨论音乐，事实上从音乐中可以获得许多对过去社会的认知，因此本书格外关注音乐。书中使用的“政治文化”一词采用了林 ·亨特的定义：“表达、塑造社会观念与行动的价值、期待和潜在规则。”“文化”和“政治文化”这两个概念越来越多地衍生出巨量的学术研究，想要进一步探索这些理论的读者也许要在本书之外寻找答案。

  文化制度和器物的选择中渗透着权力的考量。这点很容易理解，因为政权既要对内统治国民，又要对外维护自身利益。尽管军事和经济实力至关重要，但权力不仅取决于客观事实，也取决于主观感受。被国王过往光辉蒙蔽的人可能看不到国王的裸体，哪怕他的衣柜早已空空如也。强大的统治者可以通过巧妙地展示力量而使自己变得更为强大。彼得 ·伯克曾如此描述路易十四：“仪式、艺术和建筑都成为自我确认的手段，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成为战争和外交的延续。”当路易十四在1679年责成勃兰登堡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向瑞典归还在五年军事胜利中夺取的土地的时候，他没有采取武力（几百英里的战争区域中没有法国士兵），而是通过权威的光环。这既是武力和外交的构建，也是文化的构建。“太阳王”在权力巅峰时期的确完成了文化和权力的完美结合。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在飞速发展的18世纪保证两者和谐变得愈发困难。一个世纪后，大选帝侯的孙子腓特烈 ·威廉二世为祖先一雪前耻：1787年，他入侵了法国的后院荷兰共和国，尽情炫耀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