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丨杨靖评《权力的文化与文化的权力》：腓特烈大帝的文化自信

从1660年“太阳王”路易十四的亲政，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百余年间，旧制由盛转衰，启蒙熠熠生辉，公共领域兴起，民族国家登场。王公贵族以古典方正的建筑、光辉崇高的绘画、庄严肃穆的歌剧呈现权力的文化，公众人民则在期刊、报纸、小说、图书室、咖啡馆中彰显文化的权力。新生力量的崛起为既有秩序带来了挑战，也为欧洲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机遇。在历史的长河中，18世纪无疑是一个转折点，旧制度的辉煌与启蒙思想的光辉交织，塑造了现代世界的雏形。英国史学大家、国家学术院院士、剑桥大学教授蒂莫西·C.W.布莱宁以炉火纯青的笔触，将这段历史画卷徐徐展开，探讨了这一时期文化革命如何深刻改变了欧洲的权力格局。日前出版的《权力的文化与文化的权力：旧制度下的欧洲（1660—1789）》一书沿历史大路与小径，追踪曲折变革的过程，拼合旧制度文化的全景图，洞察现代世界如何从18世纪的明暗交织中破土而出。今转载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杨靖为本书所作书评《腓特烈大帝的文化自信》，以飨读者。《权力的文化与文化的权力：旧制度下的欧洲（1660—1789）》 [英]蒂莫西·C.W.布莱宁著李文君译上海书店出版社在《权力的文化与文化的权力：旧制度下的欧洲（1660—1789）》一书中，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布莱宁在“导言”部分开宗明义，申言本书中所用的“文化”一词采用广义的概念——尤指英国文化人类学奠基人爱德华·泰勒爵士（Sir Edward Tylor）的经典定义——“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类所掌握的其他任何能力和习惯。”然而，作者话锋一转，声称本书无意探索这个“复合的整体”（complex whole）的各个方面（“出于篇幅和论述焦点的考虑，忽略了性别和流行文化等重要方面”），而将注意力集中于以古典文学、音乐、建筑、绘画等为表征的“高雅文化”（high culture）。在这位剑桥大学历史教授看来，相比于同时代的欧洲君主（如法王路易十五及英王乔治三世），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1712—1786年）无疑是十八世纪高雅文化的杰出代表，值得大书特书。针对德国“文化”概念中古已有之的反政治倾向，布莱宁援引哈贝马斯的观点，强调文化的本质属性在于政治。根据哈贝马斯的分析，由于中世纪不存在私有财产的概念，因此公共和私人之间并没有明确界限。而那些行使权力之人（国王、贵族、教长）往往通过具体的方式（如徽章、服饰、雕像和诏令）在公共场合展示自身的地位和权威——权力由此通过广义的文化得以行使和呈现，即所谓呈现型（representational）文化：“只要王公和贵族仍然拥有土地……他们就能够在人民面前（before）呈现权力，而不是为了（for）人民呈现权力。”——假如说法王和英王是前者的代表，腓特烈大帝则是后者的典范。这位自称“国王是国家的第一公仆”的腓特烈大帝，自即位之初便立志要当“哲学王”：他要引领普鲁士人民在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各方面超越英法等欧洲传统强国。作为启蒙哲人，他终生信奉同时代哲学家康德的名言：“作家的自由，是人民权利的唯一保障。”与此同时，作为奉行开明专制的一国之君，他又深谙权力之道：“我做我想做的事情，人民说他们想说的话。”照德国著名历史学家特赖奇克（Friedrich von Treitschke）的看法，腓特烈大帝一向重视专制权力，但仅将其视为富国强民的工具——“若是以权力本身为目的……在他看来是对君主荣誉的玷污。”而照康德本人的看法，这也正是腓特烈大帝文化（Kulture）自信的表现：只有自己已经启蒙，并且手中握有一支庞大军队的君主，才敢允许每一位公民“大胆说出你的想法”。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普鲁士最高军事统帅，腓特烈大帝同时亦拥有足够资本展示其文化自信。除了母语德语，他熟练掌握法语、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与葡萄牙语，并通晓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在他晚年的时候，出于政治需要和个人兴趣，他还自学了斯拉夫语），其语言天赋，即便与当世文豪相比，亦不遑多让。与之相应的，是他卓越的文学才能。他在登基之前发表的政治檄文《反马基雅维利》（The Refutation of Machiavelli’s Prince, or, Anti-Machiavel）中，主张君主以启蒙运动的理性与人道主义取代邪恶的权谋之术，在欧洲引发震动。后来，他的论文《关于德意志文学》受到歌德高度评价——“德语文学史上第一个原真、重要的高尚素材就来自腓特烈大帝……腓特烈大帝的伟大功绩提升了整个民族的形象，激发起前所未有的爱国主义，从而对文学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回忆录《我这个时代的历史》（Histoire de Mon Temps）中，腓特烈大帝对自己早年的“好大喜功”进行了深刻反思：他让整个欧洲“染上了好战的病毒，就像是一名妖艳女子送给仰慕者的信物一样”。他在晚年时常回忆起先王的临终遗言——“千万不要轻易发动战争，因为一旦开战，你就很难按照自己的意愿终止战争”，并为此自责不已。

从1660年“太阳王”路易十四的亲政，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百余年间，旧制由盛转衰，启蒙熠熠生辉，公共领域兴起，民族国家登场。王公贵族以古典方正的建筑、光辉崇高的绘画、庄严肃穆的歌剧呈现权力的文化，公众人民则在期刊、报纸、小说、图书室、咖啡馆中彰显文化的权力。新生力量的崛起为既有秩序带来了挑战，也为欧洲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机遇。

在历史的长河中，18世纪无疑是一个转折点，旧制度的辉煌与启蒙思想的光辉交织，塑造了现代世界的雏形。英国史学大家、国家学术院院士、剑桥大学教授蒂莫西·C.W.布莱宁以炉火纯青的笔触，将这段历史画卷徐徐展开，探讨了这一时期文化革命如何深刻改变了欧洲的权力格局。日前出版的《权力的文化与文化的权力：旧制度下的欧洲（1660—1789）》一书沿历史大路与小径，追踪曲折变革的过程，拼合旧制度文化的全景图，洞察现代世界如何从18世纪的明暗交织中破土而出。

今转载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杨靖为本书所作书评《腓特烈大帝的文化自信》，以飨读者。

《权力的文化与文化的权力：旧制度下的欧洲（1660—1789）》
[英]蒂莫西·C.W.布莱宁著
李文君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

在《权力的文化与文化的权力：旧制度下的欧洲（1660—1789）》一书中，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布莱宁在“导言”部分开宗明义，申言本书中所用的“文化”一词采用广义的概念——尤指英国文化人类学奠基人爱德华·泰勒爵士（Sir Edward Tylor）的经典定义——“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类所掌握的其他任何能力和习惯。”然而，作者话锋一转，声称本书无意探索这个“复合的整体”（complex whole）的各个方面（“出于篇幅和论述焦点的考虑，忽略了性别和流行文化等重要方面”），而将注意力集中于以古典文学、音乐、建筑、绘画等为表征的“高雅文化”（high culture）。在这位剑桥大学历史教授看来，相比于同时代的欧洲君主（如法王路易十五及英王乔治三世），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1712—1786年）无疑是十八世纪高雅文化的杰出代表，值得大书特书。

针对德国“文化”概念中古已有之的反政治倾向，布莱宁援引哈贝马斯的观点，强调文化的本质属性在于政治。根据哈贝马斯的分析，由于中世纪不存在私有财产的概念，因此公共和私人之间并没有明确界限。而那些行使权力之人（国王、贵族、教长）往往通过具体的方式（如徽章、服饰、雕像和诏令）在公共场合展示自身的地位和权威——权力由此通过广义的文化得以行使和呈现，即所谓呈现型（representational）文化：“只要王公和贵族仍然拥有土地……他们就能够在人民面前（before）呈现权力，而不是为了（for）人民呈现权力。”——假如说法王和英王是前者的代表，腓特烈大帝则是后者的典范。

这位自称“国王是国家的第一公仆”的腓特烈大帝，自即位之初便立志要当“哲学王”：他要引领普鲁士人民在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各方面超越英法等欧洲传统强国。作为启蒙哲人，他终生信奉同时代哲学家康德的名言：“作家的自由，是人民权利的唯一保障。”与此同时，作为奉行开明专制的一国之君，他又深谙权力之道：“我做我想做的事情，人民说他们想说的话。”照德国著名历史学家特赖奇克（Friedrich von Treitschke）的看法，腓特烈大帝一向重视专制权力，但仅将其视为富国强民的工具——“若是以权力本身为目的……在他看来是对君主荣誉的玷污。”而照康德本人的看法，这也正是腓特烈大帝文化（Kulture）自信的表现：只有自己已经启蒙，并且手中握有一支庞大军队的君主，才敢允许每一位公民“大胆说出你的想法”。

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普鲁士最高军事统帅，腓特烈大帝同时亦拥有足够资本展示其文化自信。除了母语德语，他熟练掌握法语、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与葡萄牙语，并通晓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在他晚年的时候，出于政治需要和个人兴趣，他还自学了斯拉夫语），其语言天赋，即便与当世文豪相比，亦不遑多让。与之相应的，是他卓越的文学才能。他在登基之前发表的政治檄文《反马基雅维利》（The Refutation of Machiavelli’s Prince, or, Anti-Machiavel）中，主张君主以启蒙运动的理性与人道主义取代邪恶的权谋之术，在欧洲引发震动。后来，他的论文《关于德意志文学》受到歌德高度评价——“德语文学史上第一个原真、重要的高尚素材就来自腓特烈大帝……腓特烈大帝的伟大功绩提升了整个民族的形象，激发起前所未有的爱国主义，从而对文学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回忆录《我这个时代的历史》（Histoire de Mon Temps）中，腓特烈大帝对自己早年的“好大喜功”进行了深刻反思：他让整个欧洲“染上了好战的病毒，就像是一名妖艳女子送给仰慕者的信物一样”。他在晚年时常回忆起先王的临终遗言——“千万不要轻易发动战争，因为一旦开战，你就很难按照自己的意愿终止战争”，并为此自责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