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特烈大帝不仅是与伏尔泰齐名的书信作家（其通信对象包括他的舅父、英王乔治二世，他的对手、俄国叶卡捷琳娜女皇，欧洲知名艺术家，以及“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若干名士——其中仅他与伏尔泰双方往来书信便逾八百封），更是拉罗什富科式的箴言体作家。比如他在《勃兰登堡家族历史回忆录》（Memoirs of the House of Brandenburg）中的名言：“超越人心和人类激情去寻找人类行为背后的动机总是错误的”；“君王与常人一样有两个弱点：野心和懒惰”；“虚假的热忱（zeal）是一个暴君，它会减少各省的人口；宽容是一位温柔的母亲，它照顾它们并使它们繁盛”；以及他在《政治遗嘱》（“Political Testament”，1768）中的名句“政府头等要紧、最为正确的原则是一国的实力来源于庞大的人口”，“谈判没有武力作后盾，就像作曲没有乐器一样，达不到好的效果”，“英国议会是人民与国王的最高审判者。国王仅有行善的全权，而无半点为恶的权力”，等等，言简意赅，在后世广为流传。

  腓特烈大帝酷爱文学写作，即便在行伍之间也坚持不辍。晚年他曾半开玩笑地对达朗贝尔（《百科全书》主编之一）说，如果可以选择，他“宁愿当《阿达利》（拉辛最后一部悲剧）的作者，而不是打赢七年战争”。这也间接回应了伏尔泰的调侃：腓特烈大帝“早晨是斯巴达人，下午是雅典人”。1770年，腓特烈大帝批准为伏尔泰竖立一座雕像。在致信达朗贝尔时，腓特烈大帝宣称“伏尔泰的作品就是他最好的纪念碑，因为它们会比圣彼得大教堂、卢浮宫以及其他所有‘因人类的虚荣而致力于永恒’的建筑更为持久”——恰如腓特烈大帝本人在回忆录中所言，“我从童年起就热爱艺术、文学和科学。如果我能够为它们的传播贡献一份力量，必会竭尽所能热情投入，因为没有它们的世界就没有真正的快乐。”

  除了语言文学天赋，腓特烈大帝的艺术细胞也高度发达。他是一流的长笛演奏家，也是一流的音乐鉴赏家（巴赫父子长期担任普鲁士宫廷乐师），并时常在音乐会上客串指挥角色。1772年，英国音乐学者、伦敦“文学俱乐部”成员查尔斯·伯尼（Charles Burney，大文豪约翰逊博士挚友、女作家范尼·伯尼之父）访问柏林，有幸目睹演出盛况：“国王一直站在乐团团长身后，乐谱也在他视线内。他频频看向乐谱，充当了实际的指挥，就像战场上的大元帅……他不满足于成为国民生活、财富、生计的唯一统治者，还要为最无关紧要的娱乐设定规则。”此外，据来自意大利的一位女高音歌唱家记述，天气寒冷的时候，根据腓特烈大帝的指令，“士兵会被派到剧院，以他们身体散发的热量温暖观众席”。如此一来，既能让音乐厅暖意融融，又能让士兵接受高雅艺术熏陶，可谓一举两得。

  腓特烈大帝也是天才的建筑设计师。他对呆板而繁杂的德国建筑大为不满——“密集的窗户和复杂的装饰迷失在庞大的身躯里，像一个无节制的胖女人胸口上方的小项链”——而波茨坦无忧宫（Sans-souci）的创意，最早即由他本人提出。他在设计过程中不仅参考了意大利建筑师帕拉迪奥（Andrea Palladio）的样式，而且汲取了英法建筑风格以及当时风靡欧洲的“中国风”（Chinoiserie），足见其博采众长的胸襟怀抱。宫殿完工后，他又下令修建一个专门的画廊——用于收藏柯勒乔的《勒达与天鹅》，鲁本斯的《圣塞西莉亚》和伦勃朗的《打碎〈十诫〉石板的摩西》等传世名作——这也是欧洲现存最早的独立画廊。

  文学艺术领域的精深造诣很大程度上赋予了腓特烈大帝“挥斥方遒”的大师风范和批判性视角。在驳斥马基雅维利之前，他已著文攻讦法国唯物主义思想家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中的决定论和宿命论，并贬斥书中“臣民憎恶其君主时应该拥有废黜他的权利”一语为“恶攻”——是赤裸裸的分裂国家、“煽动内战”的悖逆之言。1772年，他以《科学与艺术在社会中的实用性之质疑》为题回应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并由此展示文明民族与野蛮民族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后者一味拒斥人类文明（“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无助于敦风化俗”），结果只能导向蒙昧，而前者通过对艺术和科学的精心培养，可以焕发出人类理性之光：“最伟大的思想，如果被剥夺了知识，只不过是一颗毛坯钻石，而只有经过才华横溢的珠宝商之手打磨后才具有价值”——很显然，腓特烈大帝并没有被“高贵野蛮人”的假象所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