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作者以晚清时期康有为的《大同书》作为中国社会与现代性初次交汇之际对未来展开想象的重要坐标，探讨了其如何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想象力”，开辟出另类的表达空间——不同于将经济不平等指认为理想世界“首恶”的西方乌托邦传统，康氏认为社会不公的根源实为“气性不通”而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隔阂。由此，他构想中的“大同世界”的城市设想，首先旨在打破“九界”（佛学概念），以塑造通畅和谐的人际关系，营造一种“天民气质”的养成地。在这一构想中，城市中的社会差异并非需要被抹平的对象，使人们真正能够体验“人生之乐”才是城市设计、技术应用以及政策制定所应秉持的根本原则。

  作者还指出，在当代科幻作品的城市时空想象中，存在着一种“非同步”的现象。在“未来城市”中，高度发展的技术可以完全重置空间，但始终难以改变将空间视为稀缺资源以区隔社会的传统设定，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总是不可避免的与进步与落后、贫穷与富裕的对立话语纠缠在一起，致使“未来”的发展注定处处受制于现有制度的框架。相较之下，对时间的重置因必然涉及对其所承载的生命意义的重新构想，反而赋予了作者以突破性表达的可能。如《北京折叠》通过戏剧性的夸大劳动时间兑换生存空间的不公，将社会的时间属性有力地揭示为一种被刻意编制在城市制度中以实现剥削关系的社会设施。

  这种“非同步”的矛盾还集中体现于科幻小说对基础设施的构想中——作为“定义城市和社会，并凸显无数细微差别的人类活动形式”，对基础设施的想象本应深入探究人类社会“共建、共有、共享”的可能形式，但在许多科幻小说中，其反而以一种破坏性的力量现身。如《荒潮》中被垃圾回收产业严重污染的岛屿，其基础设施反而成为了垄断和控制人们必要生存资源的物质手段，引发了社会的进一步分裂与退化。作者认为，以上种种时空设想中所呈现的矛盾状态，实则反映出了当下城市现实的一种虚幻性：城市物质层面的技术进步，掩盖了其背后根深蒂固的剥削关系未能被有效识别与革除的社会现实。

  再者，对城市生活中“多余”的人的书写，也折射了对社会劳动实践中“余”与“娱”的深刻反思。一方面，技术进步导致大量劳动力剩余；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体制仍需通过占有人们的劳动时间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这种内在矛盾使得实际已然分崩离析的生产关系（亦即剥削关系）不得不以各种荒诞的方式在“未来”中勉强维系。这警示我们无论怎样先进的技术，只要被资本主义制度所征用，那么以“必要劳动”为名的剥削机制便注定会永远存在。而当这一思考被拓展到文明的尺度，如刘慈欣《三体》中“黑暗森林法则”所体现的对后发现代化国家屈辱至极的“被动”处境的深刻体认，就更加明显地透露出当代中国城市想象仍无法凝聚起足够的肯定性力量，以彻底扭转“丛林法则”式的悲观叙事，获取建设新的社会文明法则的主体性。

  总体而言，如果以“挣扎出新的未来模式”作为最终目标，那么当代中国科幻文学中所呈现的种种矛盾与困境，实则折射出了当下社会一种隐秘而又强大的“感觉结构”——在“强势且正确的政府”的想象之下，是一系列“无从追责”的社会危机的不断滋生。发展主义叙事不仅悬置了关于“善恶”的都市伦理探讨，更使大多数普通民众只能沦为“未来”的旁观者。

  这一与“未来”的失联，本质上也是人与社会之间伦理关系的式微，而这实际暴露出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艰阻所在。现代城市不仅是工业化的产物，更是商品关系的产物，在未来世界中，我们如何超越市场伦理，在私欲与利益之外重新确立善与正义，安放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这成为了科幻写作中最为棘手的问题——似乎即使在想象的世界中，人们也难以找到出路。而将抗衡市场文明的终极力量寄托在计算机系统而非“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设定，正如作者指出：

  “这恐怕是到目前为止，对未来的想象中，最为犬儒和无助的时刻。”

解锁“已然”的未来
  “未来”具有一种组织和缝合现实的强大能力，也正因此常常被意识形态所征用，以遮盖其中蕴含的解放性力量。在当代中国科幻小说对未来城市的想象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未来”将现代性以两种截然不同的面目编码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一种是将科技力量推演至极致以彰显人类主宰位置的“智能未来”；另一种则是普通民众在其中注定“无用”的“异化未来”。二者共同构成了当前科幻写作中所呈现出的一种“临界状态”，即作为个体的“自我”被剥夺和异化为一种“非主体”存在，并与社会整体的未来彻底失联。

  我们如何突破这一“既定事实”，重新开辟通向新的想象空间的大门？《解锁未来》一书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可能的路径，即挖掘科幻小说等“边缘”文本中那些针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质疑、解构和激进的重新想象，并将其与现实社会实践中的差异性力量结合，以共同孕育出具有超越性的社会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