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结底，衡量一个文学杂志的水平，该刊发表了哪些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作品，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差不多与《文艺春秋》同时期的《文艺复兴》连载过巴金的《寒夜》、钱锺书的《围城》等佳作，在文学史上已有定评。《文艺春秋》以刊登中短篇小说、散文和诗歌见长，较少连载长篇，自然也有例外。熊佛西的长篇《铁花》就在《文艺春秋》连载，这是一部至今仍被忽视的优秀长篇。王西彦的长篇《微贱的人》也在《文艺春秋》连载，同样值得一提。在《文艺春秋》发表的中短篇小说中，艾芜的《石青嫂子》、汪曾祺的《绿猫》和《鸡鸭名家》早已是公认的名篇，魏金枝的《坟亲》、碧野的《被损害的白凤英》、李白凤的《多伦格尔的黄昏》、臧克家的《牢骚客》、SY（刘盛亚）的《残月天》、许杰的《饯行的席面上》、齐同的《银沙汗》等，也都是他们的用心之作，而施蛰存的《在酒店里》《二俑》等则是他的收官短篇了。散文之中，王统照的《散文诗十章》、靳以的《人世百图》系列、戴望舒的《记玛德里的书市》、施蛰存的《柚子树和雪》《栗和柿》等篇，均可置于他们各人的最佳散文之列。还不能不提的是，林抒（何为）发表在《文艺春秋副刊》上的《悲多芬：一个巨人》，不仅是他的散文代表作之一，后来还长期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至于诗歌，作品发表虽不很多，作者却很有分量。首先当然要推重戴望舒，他后期的代表作《我用残损的手掌》《萧红墓前口占》等都刊于《文艺春秋》，艾青的长诗《吴满有》也是首次在国统区面世，而朱维基、杭约赫和史卫斯等的诗，也必须提到。剧本是《文艺春秋》的又一个强项，田汉改编的《琵琶行》当时就广获好评，顾仲彝有《渔歌》，端木蕻良的电影剧本《紫荆花开的时候》也给我们以新的惊喜。还有评论、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料考证，闻一多遗作《什么是九歌》、郭沫若的《O.E.索隐》和林辰的《论〈红星佚史〉非鲁迅所译》《鲁迅与狂飙社》等，都引人注目。还应肯定《文艺春秋》对外国文学持续不断的译介，特别应该提到黎烈文对法国梅里美《伊尔的美神》等一系列作品的翻译，堪称名家名译。

  总之，《文艺春秋》佳作纷呈，与当时上海的《文艺复兴》和《文潮月刊》形成鼎足之势，在全国的文学杂志中都属佼佼者。这一切，当然与主编范泉的精心策划、组稿、编刊和韧性坚持分不开。尤为难得的是，《文艺春秋》对当时的台湾文学给予了必要的关注。“丛刊”时期，范泉自己翻译了台湾作家龙瑛宗的短篇《白色的山脉》，“月刊”时期他自己又写了《台湾高山族的传统文学》《台湾戏剧小记》，发表了台湾诗人杨云萍的《杨云萍诗抄（二十首）》和林曙光的《台湾的作家们》。还培养了台湾青年作家欧坦生，接连发表其《泥坑》《训导主任》《婚事》《沉醉》《十八响》《鹅仔》六篇小说，对后三篇小说还专门撰文《关于三篇边疆小说》郑重推荐。当鲁迅好友许寿裳在台北遇袭身亡，范泉又及时刊出洛雨的《记许寿裳先生》，并以文艺春秋社名义发表《悼念许寿裳先生》。在新的“丛刊”时期，范泉又亲自写了《记杨逵：一个台湾作家的失踪》，表达对杨逵生死的关切。凡此种种，都再清楚不过地显示了《文艺春秋》是发表和研究台湾文学的先行者，这在当时的新文学杂志中也很少见，范泉功不可没。

  《文艺春秋》取得了如此众多、足以骄人的成就，但长期以来，一直少有研究者重视。据我有限的见闻，只有陈青生兄的《年轮：四十年代后半期的上海文学》第二章“纷繁驳杂的小说”中辟出一节论述《文艺春秋》（陈青生：《〈文艺春秋〉作家群及魏金枝、熊佛西、许杰、艾芜等的作品》，《年轮：四十年代后半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56-70页）。此外，就是范泉先生自己的回忆和已故钦鸿兄的长文《尘封已久的一颗明珠：记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了，这是令人深以为憾的。这样的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严重缺失理应得到弥补，而影印出版全部《文艺春秋》，包括“文艺春秋丛刊”、《文艺春秋》月刊、《文艺春秋副刊》和《文艺丛刊》，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需要指出的是，以前整理《文艺春秋》目录，只收丛刊、月刊和副刊三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唐沅、韩之友等所编纂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第5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辑录《文艺春秋》总目时，就遗漏了《文艺丛刊》目录），而遗漏了《文艺丛刊》。这次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终于补齐，合成全璧了。范泉先生如泉下有知，也当颔首称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