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乐于为《文艺春秋》全套影印本作序，还有一个私人的原因。范泉先生是我尊敬的前辈、也是我的忘年交。我不会忘记，当年他在青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时，带领硕士研究生来上海，竟亲自到寒舍找我，而我恰不在家，有失远迎，是家父接待的。范泉先生像当年主编《文艺春秋》时关心青年作者一样，仍在关爱年轻学人。后来，他调回上海，任上海书店编审，主持《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纂工程，我常去上海书店，我们见面的机会才多起来。范泉先生还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辑工作信息》，1989年9月该刊第四十四号刊出我的《周作人日记应该入选》，建议《大系》“日记卷”入选周作人日记，这是我与范先生文字之交的开始。再后来，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我又应邀加盟，在他指导下撰写辞典条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长途上，范泉先生是扶掖者、支持者和欣赏者之一。因此，这篇序于公于私，都是义不容辞的。

  范泉先生创办了《文艺春秋》，《文艺春秋》也成就了范泉这位独树一帜的新文学编辑家。《文艺春秋》影印本的问世，不仅是对范泉先生的缅怀，也一定能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尤其是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上海文学史的研究有所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