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不高调，也不张扬，又有自己主张的办刊原则，而且说到做到，这是《文艺春秋》的一个显著特色。从第二卷第一期起，《文艺春秋》一卷共六期，到1949年4月第八卷第三期出版后停刊，总共出版了四十四期。本来第八卷第四期也即迎接上海解放专号已经编好，因故未能出刊，这当然是件很可惜的事。但这是《文艺春秋》的“月刊”时期，也是《文艺春秋》时间最长、最为辉煌的时期。

  有意思的是，除了“文艺春秋丛刊”和《文艺春秋》月刊，《文艺春秋》系列还有两种期刊。

  其一是1947年1月至3月出版的《文艺春秋副刊》第一至三期。正如刊名已经揭橥的，这三期刊物是《文艺春秋》的“副刊”，第一期上有《编者的话》，当然仍应出自范泉之手，是这样宣示的：

  这一本小杂志，虽然名曰《文艺春秋副刊》，其实并非是专载文艺作品的杂志。我们只是想在这里略谈作家，谈谈作品，以及报导一点艺文方面的小消息给大家知道，如此而已。

  由此可见，《文艺春秋副刊》以发表中外作家传记、书评、书话和海内外文艺消息为主，提倡言之有物的短文，对《文艺春秋》月刊无疑是一个补充。虽然只出版了三期，影响却不小。

  其二是1947年10月创刊的《文艺丛刊》，仍为范泉主编。已知《文艺丛刊》共出版了六集，即第一集《脚印》（1947年10月）、第二集《呼唤》（1947年11月）、第三集《边地》（1947年12月）、第四集《雪花》（1948年2月）、第五集《人间》（1948年6月）和第六集《残夜》（1948年7月），均以每集中一篇作品的题目作为丛刊刊名。而之所以刊外有刊，是因为当时国民党当局对进步文艺刊物的管制越来越严厉，而永祥印书馆“顾问”陶广川也不断对《文艺春秋》月刊横加干涉（钦鸿：《尘封已久的一颗明珠：记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范泉纪念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488页）。范泉不得不采取新对策，与孔另境等另组文艺丛刊社，创办了《文艺丛刊》。《文艺丛刊》回到了“文艺春秋丛刊”的形式，以避开当局的审查。以刊发评论、随感和散文为主，论辩性和斗争性更强，是《文艺丛刊》的显著特色，与《文艺春秋》月刊正好形成互补。《文艺丛刊》仍属于“文艺春秋”系列，或可称《文艺春秋》的新的“丛刊”时期。像《文艺春秋》这样，一个新文学杂志以不断变换的多种形式而存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很少见的。

  判断一个文学杂志的成功与否，拥有哪些作者，应是一个首要的标杆。《文艺春秋》的作者群是广泛而又强大的，如五四时期的代表作家郭沫若、茅盾、闻一多、叶绍钧、王统照、田汉、丰子恺、许杰、欧阳予倩、洪深、黎锦明、陈翔鹤、赵景深、钟敬文等，如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的文坛翘楚巴金、戴望舒、施蛰存、李健吾、靳以、顾仲彝、沉樱、臧克家、艾青、艾芜、师陀、端木蕻良、王西彦、唐弢、柯灵、李广田、骆宾基、黎烈文、戈宝权等，四十年代崛起的刘北汜、杭约赫（曹辛之）、汪曾祺、黄裳、何为、谷斯范、阿湛、司徒宗、沈子复、欧阳翠等，还有范泉自己，都是《文艺春秋》的作者。这份闪亮的作者名单当然还可开列很长很长，据统计，《文艺春秋》的作者多达三百余人。但以上所述，已是名家云集，新秀更是辈出，也足以证明《文艺春秋》当时能吸引广大读者的原因之所在了。

  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新文学杂志，《文艺春秋》的文学视野是很宽广的，发表作品的体裁样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小说（含长、中、短篇）、诗歌、散文（含散文诗）、戏剧（含话剧和电影剧本）、评论、杂感、考证、回忆录、笔谈、翻译等，应有尽有。不仅如此，“丛刊”时期，《文艺春秋》就设有数个专栏，《两年》就有“林语堂的来去”和“鲁迅藏书出售问题”两个专辑，《星花》刊登了“纪念契诃夫逝世四十周年”小辑，《黎明》更及时推出“庆祝抗战胜利辑”，欢呼战胜日本侵略者。进入“月刊”时期，《文艺春秋》又不定期地设有“文艺时论”专栏，请作家就当时文艺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及时展开讨论。还先后组织了“学习鲁迅·研究鲁迅”“关于莎士比亚”“中国文艺工作者十四家对日感想”“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特辑”“推荐新人问题座谈会”“木刻艺术小辑”“献给本月廿三日诗人节”“纪念普希金逝世一百十周年”“纪念高尔基逝世十一周年”等专辑和1947年的翻译专号，真是丰富多彩，有声有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