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达恩顿：我能找到买《百科全书》的人，确实来自上层社会——法官、律师、医生、大地主、官员、贵族，甚至还有很多牧师。《百科全书》的购买者里没有手工业制造商。很少商人会买《百科全书》。工商业资产阶级明显较少受到《百科全书》的影响。 

    其实，《百科全书》是一本非常昂贵的书，即使后续出版的版本也是如此。普通书籍的价格往往在20到30苏之间，这相当于一个半熟练工匠一天工作所挣的钱。这些普通书籍在法国社会中层的许多人——即“资产阶级”的购买力范围内。遗憾的是，我们几乎找不到关于这些人购书习惯的系统性资料。在图书的流传链条中，我所找到的文献中没有给我提供书商以外的资料，我只能偶尔地提到读者。 

    因此，我只能给大家提供一个具有总括性印象，而不是一个系统研究的结果。我认为，启蒙运动所影响到的广大公众，基本上都是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众。启蒙运动对法国社会“名流”们——即中产阶级中较富裕的那部分人——的影响尤其深远。

    新京报：在《启蒙运动的生意》中，具有讽刺性的是，启蒙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官方“保护”下完成的，因为《百科全书》的生意是受官方保护的。启蒙运动与旧制度具有暧昧关系——购买昂贵的《百科全书》的人，更可能是那些在大革命时被推翻的对象。启动革命的很可能是没有读过这些著作的下层民众。罗杰·夏蒂埃认为，并不是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促成了法国大革命，而是革命者利用了启蒙的思想遗产为自身辩护。你怎么看待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启蒙运动并没有引发了法国大革命？或者你认为启蒙思想在法国大革命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罗伯特·达恩顿：是的。买得起《百科全书》的精英往往是大革命中受害最深的人。事实上，拉法耶特和孔多塞这样的贵族是启蒙运动最积极的拥护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革命的早期阶段领导了革命。 

    在一定程度上，贵族阶级在无形中损害了自己阶级的利益。旧制度无法获得精英阶层的效忠，成为了其崩溃的重要因素。事实上，许多重要的大臣和行政官员都赞同启蒙思想，因为启蒙思想对他们的改革尝试有很大帮助。我同意罗杰·夏蒂埃的观点，即革命者利用启蒙运动来使他们对权力的控制进行合法化。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他们“发明”启蒙运动之前，启蒙运动就不曾存在。许多资料证明，在1789年之前，受过教育的法国人认为他们生活在“启蒙时代”（“le siècle des Lumières”）。正如狄德罗所说，启蒙运动是一场“改变思维方式”的运动。到了18世纪中叶，启蒙是一股强大的、自觉的力量，在法国社会中发挥着作用。当然，启蒙也是国际性的。我的研究仅限于法国的情况。

    新京报：你的许多研究都体现出法国大革命前夕的书籍的生产和流通过程，图书的消费或许可以体现出读者在社会心态上的某些需求。但是，你似乎较少谈及不同的读者是如何阅读和接受这些书籍的。这是否是一个比较难以研究的领域？

    罗伯特·达恩顿：要进入二三百年前读者的阅读心理是一件很难的事。由于有了一份不同寻常的档案，我得以重建了某位阅读卢梭著作读者的心态，并由此总结了读者对卢梭著作的接受心理（《屠猫狂欢》的第六章）。

    但遗憾的是，尽管罗杰·夏蒂埃等人做了大量出色的工作，但现存的资料并不允许我们书写一部严谨的法国大革命前的阅读史著作。我觉得中国也许存在着写出严谨阅读史的可能，因为许多中国学者做了许多研究。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说出几个世纪以来，儒家经典是如何被读者阅读和接受的？

03 我不同意“今天的报纸就是历史的初稿”
    新京报：你来自一个记者家庭，父母都是《纽约时报》的记者，你也曾当过《纽约时报》的记者。你觉得你的记者背景对你的历史研究和学术生涯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该怎么看待新闻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这是否是你在研究中更关心历史中的普通人和普通人（非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想和心态的来源？

    罗伯特·达恩顿：记者总喜欢说，“今天的报纸就是历史的初稿”。作为做记者出身的历史学家，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报纸与私人信件、教区登记簿等其他种类的文献同样都是重要的史料来源。而且，历史研究者所需要具备的研究方法和观念跟报道新闻完全不同。

    “新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建构会有很大的不同。尽管如此，我想我当记者的经历可能使我热爱读调查新闻和通讯类文章，这增加了我对普通人的兴趣——这也是英国人过去所说的“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在当记者的时候，我在警察总部呆过很长时间，这可能有利于我在巴士底狱档案中进行侦探般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