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过去两个半世纪，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仍是谈论现代世界绕不开的话题。启蒙运动究竟启发了什么？大革命又留下了哪些遗产？

    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达恩顿试图从书籍史、阅读史的角度回应这些问题。《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是他的最新力作，达恩顿借一位图书销售代表的眼睛，回到18世纪末期，从书与人的纠葛中，重建大众的生活细节和精神样貌。

    2021年4月10日，《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译者、北京大学教授高毅，外交学院教授施展，和资深媒体人宋晨希做客单向空间，从达恩顿的新书展开，与读者一起回望现代世界的重大时刻。

    （以下内容整理自活动速记）

    高毅：罗伯特·达恩顿的作品比如《屠猫记》和《启蒙运动的生意》，都被视为新文化史的代表。但我觉得他的研究又不完全是新文化史。新文化史研究关注的是社会大众在历史变革中的作用。这其实是20世纪的潮流，反映了历史学的民主化。但新文化史有一个问题，就是常常把文化和社会割裂开来，为文化而文化，用文化来解释文化。这样的解释往往容易出问题，或者有些问题解释不清。上世纪90年代，新文化史开始重视社会的问题，结果就出现了社会文化史的潮流。这方面也有很多重要学者，像谭凯。我觉得罗伯特·达恩顿的研究比新文化史要进步一些，而且他做的是启蒙运动研究。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本书想做两件事情。第一件，展示法国大革命前夕欧洲大大小小的书商们，他们为当时的图书制作和销售做的种种努力。很多学者研究启蒙运动主要研究的是大思想家，通过他们的著作来揭示启蒙思想的具体内涵，这方面的成果可以说汗牛充栋。达恩顿则另辟蹊径，研究启蒙运动边缘的情况，以及与启蒙运动相关的社会现象，以揭示启蒙运动的运作机制。

    他关注的是那些与启蒙运动相关的社会现象，就是启蒙时代的图书出版和销售。这种研究走的就是社会文化史的路子。他注意到了那些大大小小的书商，研究这些人在当时怎么做书、卖书。这些书商做书、卖书并不是要传播什么启蒙思想，他们当时没有这个概念，也没有这么崇高的理想。但他们做的事客观上推动了启蒙思想的传播。

    第二个目的，探查启蒙时代，或者说18世纪末大革命前夕，法国人究竟读的是什么书？什么书在当时最受大众欢迎？这项研究也只能通过出版史、图书史来做。通过档案资料保存最全面的瑞士纳沙泰尔出版社，达恩顿理出了一个当时法国的畅销书单。这是一项很重要的贡献。研究这种书目，其实就是要看看当时到底存不存在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很多学者都曾质疑过。罗杰·夏蒂埃的《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认为，根本没有什么启蒙，启蒙运动是法国大革命编出来的，目的是论证革命的合法性。达恩顿是否定这些说法的，他认为确实存在启蒙运动，看看那些畅销书就会发现，其实都是跟启蒙思想相关的。比如当时非常流行的诽谤性书籍，专门写凡尔赛宫宫廷密事，还有路易十五的私生活，这些书算是启蒙运动书籍吗？达恩顿认为，这些看起来低级趣味的书，实际上严重损害了法国王权的神圣性。这对当时社会大众的心态影响非常大，催生了一种否定旧制度的心态。其他各种类型的书也跟启蒙运动有关，比如也很畅销的儿童读物。18世纪的儿童读物，卢梭的味道特别重，很多都是仿照《爱弥儿》写的，实际上传播了卢梭的思想。所以达恩顿的研究肯定了启蒙的存在。启蒙改造了当时法国的社会思想氛围，使很多人慢慢地产生一种革命的愿望和倾向。

    宋晨希：通过达恩顿的研究可以发现，可能的启蒙运动并不是说当时人的觉悟多高，主动去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去读《百科全书》，而是说启蒙思想已经通过各种加工浸入到了人们日常的阅读当中。这也是我读达恩顿这本书的感受，从大众的眼光去看历史。

    施展：刚才高毅老师介绍新文化史背后的方法、潮流等，其实特别有意思。后现代的思潮质疑是否有启蒙，实际上不是质疑是否有启蒙思想。承载启蒙思想的著作我们今天仍然能读到，所以启蒙运动的思想是存在的。他们质疑的是，这些思想是否能称为一场运动。思想家们肯定经常一块儿聊天，因为当时有各种各样的沙龙，但这些思想如果要成为一场运动，必须在社会上有足够的影响力；要想获得足够的社会影响力，必须有足够大的传播效应。没有传播，就不能称其为一场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