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恩顿以书籍为中心，依托原始史料还原日常生活的细节。就我的印象所及，中国也有学者在做类似的研究，比如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瞿骏老师。他写过一篇论文《觅路的小镇青年——钱穆与五四运动再探》，其中关心的话题非常有意思，即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是怎么传播的，对当时的青年的思想产生了哪些影响。今天钱穆给我们的形象是“文化保守派”“国学大师”，可是，回到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现场，钱穆也曾经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从这个思路出发，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可能在过去的主流叙事中被忽视掉了。

    再举一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心过《鲁迅日记》中的书账。据说唐弢先生曾把鲁迅的五万本藏书都过了一遍，可惜他没有写过相关文章。有的日本学者通过《鲁迅日记》考察，他看过哪些电影、买过哪些书，非常有趣。鲁迅母亲的思想非常开明，但是平常最爱读的书并不是自己儿子的小说、散文，而是张恨水，所以鲁迅特意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寄送给母亲。周瘦鹃办的《紫罗兰》《礼拜六》这种刊发言情小说的杂志，可能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那么，回到历史现场，大家觉得是胡适、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写的、很有思想深度的书籍更加吸引普通读者，还是张恨水写的《啼笑因缘》更加吸引读者呢？我们不妨再进一步想一想，谁的社会影响力更大呢？其实，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面对这些问题，达恩顿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或许可以给我们以启发。

    沙青青：没错，类似的文化史研究，这两年在国内也算是热门。有人专门做旧报纸广告研究，分析当时上海主流报纸的广告，既能反映出消费市场情况，还能发现非常有意思的生活细节。比如说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一些国外厂牌，其实在20、30、40年代的上海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像美标卫具，还有一些洋酒品牌。洋酒是当时广告栏的主角，我曾看到一则广告，说正广和盐汽水加威士忌，特别棒。上海人一定都知道正广和，盐汽水加威士忌，这就是现在日本嗨棒的喝法。当时的报纸除了刊登日用品、饮品、食品广告之外，还有电影广告。如果我们去对照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广告，会发现新片在上海的上映时间跟它在美国的上映时间几乎同步。这些都能说明上海的市民消费、市民文化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上海的文化消费市场跟世界的接轨程度。

    郑诗亮：有一本《异国事物的转译：近代上海的跑马、跑狗和回力球赛》，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作者的研究反映出当时上海社会生活中，中西文化是怎么样交锋、互动的。还有一本《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它其实就是算账，算算当时的文化人稿费能拿多少、是怎么花的。我觉得也许历史真正的意义就体现在这种细碎的地方。这倒不是排斥理论，我也很喜欢读理论著作。但是，如果有人对理论的强调，目的是用来取消、否定和打压我们对日常生活细节的关注，这就需要我们加以警惕了。真正好的研究是绝对不会排斥和否定细节的，相反，它会把这些细节融入理论框架之中，这是高明的学者会带给我们的东西，正如达恩顿的这本《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谢谢大家。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
[美]罗伯特·达恩顿 著
高毅、高煜 译

新文化史领军者，50年研究结晶
启蒙运动、大众阅读、近代贸易交融
重建18世纪图书贸易
复原法国大革命前的微观历史
呈现底层生活的人间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