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忙人们在精髓之外，还想知道一点旧制度时期零售书商的实态，我会建议他们选读第八章讲蒙彼利埃的书商里戈和第十章讲卢丹的书商马勒布的部分。达恩顿认为，里戈是“图书业最优品质的缩影：讲诚信，有实力”，而马勒布与零售书贩打交道极多极密，因此我们可借他的资料一窥图书贸易中最为隐蔽的“毛细血管”状态。里戈其人，也可被视为当时图书经营者的一个缩影：这些卖书人，他们不太考虑其贩售的商品的精神价值和思想属性，他们只关心——钱。里戈在致出版社的商业信函中写道：“（图书生意）跟珠宝生意很像——也就是说，一旦一种式样过时了，怎么压价都卖不掉。”（中译本，176页）

    我猜，不少对书籍的精神价值和思想属性更感兴趣的读者将对《环法书旅》表示失望，因为简单点说，这本书讲的主要不是书，而是卖书，而且是没有情怀地卖书，像卖随便哪一种商品那样。不过，反过来看，对这样的读者来说，读《环法书旅》未尝不可能成为另外一个向度上的“启蒙”：让他们见识见识，原来在书籍的生产环节、销售环节中，书并不是什么带有光环的东西，书的商品属性反倒是更突出的。事实上，我读了《环法书旅》之后最深的感慨恰恰在于，当图书贩售的利润空间如此有限、利润又如此不稳定时，仍有那么多人愿意从事于此，挖空心思地要靠它赚钱，这种“产业上进心”或者干脆说是“资本主义精神”，实在是“感人”的，是使人触动的。

    达恩顿《环法书旅》的写法，予人一种印象，其野心甚小：他似乎只满足于把一位图书推销员的一路见闻讲确切，似乎只满足于把一家出版社的经营细节写明白，似乎只满足于把这家出版社销售的图书中哪些是最受欢迎的摸清楚。达恩顿避免做更大的概括，拒绝做更广的引申。为了满足那些渴望得到关于大革命前思想状况更广泛、更一般结论的读者，达恩顿勉为其难地在“结论”中稍稍触及了这个话题，可你看他那份扭捏、那般欲言又止、那般顾左右而言他……为什么？因为后撤的姿态、缩小的雄心、自认无能的谦抑，正是达恩顿的骄傲所在、自信所在和尊严所在，也是他经过多年方法论反思后所做的一种消极反抗。简单一点说，达恩顿认为，纳沙泰尔的史料尽管是丰富的，但它毕竟是有限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完整的，凭借有限的、不完整的史料，我们不可能获得、也不应该指望比史料所能提供的更大、更广的结论。满足于史料所能给予的最大效力，并坚守那一界限而不逾越，是达恩顿式史家的“自慢”。

    有心的读者，也许已留意到达恩顿在《环法书旅》第十三章里写下的两个注释（分别见中译本352、355页）。这两个注释针对的是英国学者编纂的数据库“启蒙时期欧洲的法语图书贸易”（The French Book Trade in Enlightenment Europe），2012年达恩顿在考察该数据库后写了一篇长评（可网上浏览，网址见中译本355页注释），对英国学者利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数据进行归纳、统计、排名的方式表示不满，其主旨就是：对局部、有限甚至残缺的数据做精确统计，并试图由此得出普遍结论，只能是缘木求鱼。达恩顿的评论和他自己的著述态度，对一小部分陷入数字人文狂热的学者，恐怕不无警醒作用。如果说《环法书旅》这部貌不惊人的书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的话，那么作者“以退为进”的史学态度，无疑是值得一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