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在东亚乃至全球的地位，决定了它们成了傅高义学术人生的“双推磨”。1975年，刚刚陷入中美关系变革大潮之中的傅高义，又接受日本基金会的邀请和资助，去日本采访战后商界和金融界的领军人物。尽管自1958年之后，傅高义几乎每年都会去日本访问，在1965年开设中国社会课程的同时甚至更早，他也开设了日本社会的课程，对这个岛国的一切几乎了如指掌，但一直到完成这次研究归国时，他才第一次对美国的制度和整个社会的优越性发生了怀疑，而日本这个原先他一直带着优越感打量的“他者”开始以惊人的成就使其“大为惊异”：“得天不厚的日本，怎么能把美国人都束手无策的一大堆问题，处理得这样头头是道呢？”  经过深入的探究，傅高义发现日本的成功与所谓国民性或勤劳、克己等传统美德无关，而得益于其独特的组织能力、措施和精心计划。1979年，《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出版，并很快成为日美两国企业界，以及不久后启动改革开放的中国政商两界的“葵花宝典”。

    在《日本第一》出版之时，有着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中国已经在邓小平的推动下进入后来令全世界瞩目的改革开放。这一背景，也使熟知中日两种文化和语言的傅高义成为这两个历史积怨深厚但现在开始热络起来的国家相互争抢的“香饽饽”。不仅因为撰写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并在1973年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就到过广东（傅高义的妻子艾秀慈还会粤语），1980年刚刚开放之时又在中山大学做过三个月的访问，熟悉那里的一切，制度、组织、环境、政策和人头……，而且因为《日本第一》的成功，刺激了走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列的广东向世人展示自己进步的欲望，傅高义成为向世界代言广东改革开放的不二人选。1987年，应广东省人民政府的邀请，傅高义和艾秀慈夫妇再度来到广东，艾秀慈研究中国的老人和社会福利，傅高义则开始系统研究广东的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在广东的近七个月内，尤其是在省内周游的十周里，傅高义走访了全省的14个地级市和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全省100个县他去了70多个，拜访了30多名县级以上的官员。广东为他们自己请来的客人提供了所有可能的“方便”，为了傅高义能够进行自由而有效的调查，主人给了他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待遇， 配给他一辆车、一个司机、一个懂粤语的助手。两年后，《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出版。如果说这本著作和20年前的那本《共产主义下的广东》前后相继，正好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广东当代史，那么这本涉及广东改革开放的动因、性质、过程及前景的著作，开始将研究的视野从全能型的国家转向“过渡中的社会”。尽管这本书出版之前已经发生了“风波”，对中国改革开放富有信心的傅高义还是坚信：“如果政治环境能够给予广东人民更多的机会，那么在今后的岁月中，他们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其实，在研究广东的同时，傅高义的眼光已经从日本和中国投向整个东亚。1980年代初，哈佛大学要求资深教授们为学生开设公开课，傅高义开设的课程为“东亚产业社会”（East Asia Industrial Society），他将自己的研究扩展到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着重讨论后发型产业社会的特点。在《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出版两年后，《亚洲四小龙：东亚现代化的扩展》（1991）一书出版。尽管“亚洲四小龙”的说法成于1970年代后期，但只是在傅高义的著作出版后，这一概念才成为讨论新兴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政策的典范。现在看来，此番对韩国的涉猎，为他最近几年与高丽大学金炳周教授合作主编的《朴正熙时代》（2013）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1990年代，傅高义对中国、日本和整个东亚社会的出色洞悉，已经使其成为美国最为著名的亚洲研究专家。在这样的背景下，1993年在哈佛大学的同事、后来提出“软实力”一词的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出任克林顿政府的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时，自然就会邀请自己的老朋友傅高义出任东亚情报官，为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提供材料与分析背景。不过，这样的“从政”机会对一个63岁的人来说似乎有些晚了，所以仅仅两年后，傅高义再度返回哈佛，接替人类学家华琛（James L. Watson），再度出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在这一任期内，傅高义的努力使“费正清中心事实上成了美国政府亚洲事务部波士顿分部，……这段时间也成为中心四十年来最为活跃的时期”。 对中国人来说，傅高义这一阶段最出色的贡献是促成了江泽民1997年访问哈佛。我1999年春到达费正清中心访问时，傅高义已经进入第二个任期的最后一年。这一年秋天，邀请我去访问的裴宜理教授出任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