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东亚的审读与傅高义的人生|《日本新中产阶级》导读

【以下文章来源于读书杂志，作者周晓虹】 201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傅高义先生早年经典学术著作《日本新中产阶级》的中译本。本书译者之一、周晓虹教授曾多次前往美国访问、讲演，期间与傅高义先生往来，结下深厚友谊。他为《日本新中产阶级》撰写的导读，不仅梳理了傅高义先生的学术脉络，也记录了与傅高义先生交往的点滴细节。 Japan's New Middle Class 《日本新中产阶级》 [美]傅高义著周晓虹周海燕吕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这个惊闻傅高义先生去世噩耗的日子，我们共读这篇导读，缅怀这位对中国有独特理解与深厚感情的伟大学者。东亚的审读与傅高义的人生文 / 周晓虹本文原载《读书》2017年第6期第一次见到傅高义（Ezra F. Vogel）教授，是1999年4月下旬的一个清晨。当时我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访问一年，因为去的时候不是学年之间的交替时节，一时找不到住处，就暂居在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教授的家里。那时候裴老师家里养了一条名叫Randall的牧羊犬，每天清晨，只要天气晴朗，裴老师都会去坎布里奇西北面的鲜湖（Fresh Pond）遛狗，我有时也会陪着一起去。那天，我们去鲜湖的路上碰上了正在跑步的傅高义和艾秀慈（Charlotte IKals）夫妇，就停下来聊了一会，从那以后我就与这可爱的老人有了一系列交往。我与傅高义教授相识的时候，他已年近70，考虑到我们遇见他们夫妇的地方离其居住的萨姆纳街估计有5英里左右，这意味着他们那天上午晨跑的距离当在10英里以上，凭此你就知道这位老人的精力是多么的充沛。1999年秋季，我和一起来哈佛访问的舍友、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的李大华教授一起选修了傅高义教授在社会学系开设的中国研究的研讨会课程，现在想来，那时他在哈佛任教的时光已经进入倒计时，而我们可能是他课堂上的最后一批外国学人。因为自己的专业是社会学的缘故，更因为当时正在撰写《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一书，这以后，就像我常常会去弗朗西斯街65号看望丹尼尔·贝尔教授一样，我也常常会去叩开不远处的萨姆纳街14号傅高义教授的家门，或邀他去哈佛广场上那家著名的燕京饭店小酌，听他聊哈佛大学社会学的历史，尤其是凭结构功能主义君临天下的帕森斯教授的其人其事。早在读研究生期间，傅高义就选修过帕森斯的美国社会研究课程，这不仅影响到他后来选择以社会学为志业，而且后者的社会均衡的观点还左右了他最初对中国社会的研究。 1930年代，帕森斯在英国和德国接受社会学教育后回到美国，通过翻译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30）和撰写《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一方面将韦伯和欧洲社会学引入美国，另一方面则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的扛鼎人物。1944年，他接替俄国人索罗金出任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两年后即将社会学系改名为社会关系系（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将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囊括殆尽。1973年在帕森斯退休之前，强调整合与均衡的结构功能理论在米尔斯、达伦多夫、古尔德纳等人的持续批判下，尤其是面临1960年代后半期美国社会的风雨飘摇，已经开始式微。用那时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的傅高义的研究生赵文词的话说，当时最能言善辩的研究生们都以讽刺帕森斯为能事。在这样的背景下，1970年代初担任系主任的霍曼斯将社会关系系改回社会学系，社会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则各自回了同在詹姆斯楼的人类学系和心理学系。一时间帕森斯苦心经营起来的“帝国”土崩瓦解，到我1999年去哈佛访问时，只有詹姆士楼（James Hall）西侧的图书馆还保持着“社会关系图书馆”的名称（2012年我再去哈佛访问时，连图书馆都改了名）。难怪傅高义会告诉我，那时刚刚退休还常常去系里拿信的帕森斯会拿着拐杖戳着地板大骂霍曼斯，把系里的行政人员吓得大气也不敢出。帕森斯退休的时候，傅高义已经在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0年。往前回溯，这位1930年出生于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特拉华市的犹太后裔，20岁时毕业于威斯利安大学（Ohio Wesleyan University），在军队服了两年兵役后，考入哈佛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傅高义一直给弗洛伦斯·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系著名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的妻子）做研究助理。1957年，后者告诫刚刚获得博士学位并意欲以研究美国社会为志业的傅高义：如果你想深入洞悉美国社会，“就应该负笈海外，在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中生活并浸淫其间”。因为太平洋战争期间曾参与美国战时情报处的工作，克拉克洪对日本人的价值观和民族性多有研究，就建议傅高义不妨去日本从事研究。恰巧另一位哈佛的人类学家威廉·考迪尔（William Caudill）博士刚刚从日本结束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回国，克拉克洪的建议获得了考迪尔的积极赞同。第二年，28岁的傅高义偕前妻苏珊娜（Suzanne Hall Vogel）和他们刚刚一岁的儿子前往东京，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异国之行。

【以下文章来源于读书杂志，作者周晓虹】

201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傅高义先生早年经典学术著作《日本新中产阶级》的中译本。本书译者之一、周晓虹教授曾多次前往美国访问、讲演，期间与傅高义先生往来，结下深厚友谊。他为《日本新中产阶级》撰写的导读，不仅梳理了傅高义先生的学术脉络，也记录了与傅高义先生交往的点滴细节。

Japan's New Middle Class
《日本新中产阶级》
[美]傅高义著
周晓虹周海燕吕斌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在这个惊闻傅高义先生去世噩耗的日子，我们共读这篇导读，缅怀这位对中国有独特理解与深厚感情的伟大学者。

东亚的审读与傅高义的人生
文 / 周晓虹
本文原载《读书》2017年第6期
第一次见到傅高义（Ezra F. Vogel）教授，是1999年4月下旬的一个清晨。当时我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访问一年，因为去的时候不是学年之间的交替时节，一时找不到住处，就暂居在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教授的家里。那时候裴老师家里养了一条名叫Randall的牧羊犬，每天清晨，只要天气晴朗，裴老师都会去坎布里奇西北面的鲜湖（Fresh Pond）遛狗，我有时也会陪着一起去。那天，我们去鲜湖的路上碰上了正在跑步的傅高义和艾秀慈（Charlotte IKals）夫妇，就停下来聊了一会，从那以后我就与这可爱的老人有了一系列交往。

我与傅高义教授相识的时候，他已年近70，考虑到我们遇见他们夫妇的地方离其居住的萨姆纳街估计有5英里左右，这意味着他们那天上午晨跑的距离当在10英里以上，凭此你就知道这位老人的精力是多么的充沛。1999年秋季，我和一起来哈佛访问的舍友、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的李大华教授一起选修了傅高义教授在社会学系开设的中国研究的研讨会课程，现在想来，那时他在哈佛任教的时光已经进入倒计时，而我们可能是他课堂上的最后一批外国学人。

因为自己的专业是社会学的缘故，更因为当时正在撰写《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一书，这以后，就像我常常会去弗朗西斯街65号看望丹尼尔·贝尔教授一样，我也常常会去叩开不远处的萨姆纳街14号傅高义教授的家门，或邀他去哈佛广场上那家著名的燕京饭店小酌，听他聊哈佛大学社会学的历史，尤其是凭结构功能主义君临天下的帕森斯教授的其人其事。早在读研究生期间，傅高义就选修过帕森斯的美国社会研究课程，这不仅影响到他后来选择以社会学为志业，而且后者的社会均衡的观点还左右了他最初对中国社会的研究。

1930年代，帕森斯在英国和德国接受社会学教育后回到美国，通过翻译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30）和撰写《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一方面将韦伯和欧洲社会学引入美国，另一方面则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的扛鼎人物。1944年，他接替俄国人索罗金出任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两年后即将社会学系改名为社会关系系（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将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囊括殆尽。1973年在帕森斯退休之前，强调整合与均衡的结构功能理论在米尔斯、达伦多夫、古尔德纳等人的持续批判下，尤其是面临1960年代后半期美国社会的风雨飘摇，已经开始式微。用那时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的傅高义的研究生赵文词的话说，当时最能言善辩的研究生们都以讽刺帕森斯为能事。在这样的背景下，1970年代初担任系主任的霍曼斯将社会关系系改回社会学系，社会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则各自回了同在詹姆斯楼的人类学系和心理学系。一时间帕森斯苦心经营起来的“帝国”土崩瓦解，到我1999年去哈佛访问时，只有詹姆士楼（James Hall）西侧的图书馆还保持着“社会关系图书馆”的名称（2012年我再去哈佛访问时，连图书馆都改了名）。难怪傅高义会告诉我，那时刚刚退休还常常去系里拿信的帕森斯会拿着拐杖戳着地板大骂霍曼斯，把系里的行政人员吓得大气也不敢出。

帕森斯退休的时候，傅高义已经在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0年。往前回溯，这位1930年出生于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特拉华市的犹太后裔，20岁时毕业于威斯利安大学（Ohio Wesleyan University），在军队服了两年兵役后，考入哈佛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傅高义一直给弗洛伦斯·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系著名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的妻子）做研究助理。1957年，后者告诫刚刚获得博士学位并意欲以研究美国社会为志业的傅高义：如果你想深入洞悉美国社会，“就应该负笈海外，在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中生活并浸淫其间”。因为太平洋战争期间曾参与美国战时情报处的工作，克拉克洪对日本人的价值观和民族性多有研究，就建议傅高义不妨去日本从事研究。恰巧另一位哈佛的人类学家威廉·考迪尔（William Caudill）博士刚刚从日本结束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回国，克拉克洪的建议获得了考迪尔的积极赞同。第二年，28岁的傅高义偕前妻苏珊娜（Suzanne Hall Vogel）和他们刚刚一岁的儿子前往东京，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异国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