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傅高义从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退下来不久，即开始强化他的汉语，每周二、四两个下午都跟着一位从华南师范大学来的女老师学习中文。我当时并不知道缘由，只是感叹他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后来才知道这位年逾七旬的老人又开始了一项更为巨大的工程：用了10年时间撰写长达700余页的《邓小平和中国的转型》（即中文版《邓小平时代》）一书。而再度学习中文，像他后来所说，只是为了能够直接从事访谈，从而收集更为广泛的第一手资料。这部后来被誉为“对邓小平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和中国风云变化的改革开放进程的全景式描述” 的著作，获得了包括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终选名单”等一系列奖项。2013年初，中文版《邓小平时代》由三联书店出版，到我10月再访哈佛时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卖出去50万册。那天傅高义告诉我，60万人民币的版税他一分都没有留，全部捐给了自己的母校威斯利安大学。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没有捐给哈佛，老先生直言：“哦，他们不缺钱”。


    从1958年研究日本开始，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傅高义为以中国和日本为主的东亚研究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在我们前面述及的其主要的研究经历和出版物中，两部涉及日本，三部涉及中国，一部涉及韩国，一部涉及包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与香港在内的“亚洲四小龙”；而所有的研究主题都可以归于一句话：东亚的现代化。即使有关邓小平和朴正熙的两部人物传记，其主题也都是围绕中韩这两个传统相同的东亚国家的现代化展开的，因此除两位颇具克里斯马权威的传主的姓名不同外，两书的副题惊人的相似，都是transformation：或中国的转型，或韩国的转型。

    在傅高义最初赴日时，尽管因为授业于克拉克洪、施皮格尔和考迪尔的缘故，他的兴趣更多地偏向受精神分析影响的人类学，希望能够在不同的人种学背景下，关注童年早期的经验对人们精神世界建构的影响，但毕竟哈佛的社会关系系整个笼罩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及其现代化理论之下，而年轻的傅高义又一直以帕森斯开设的美国社会课程为学术标杆，因此帕森斯的理论对他颇具影响：不但直接左右了傅高义1958年的学术转向，从夫妻关系对子女精神健康的影响转向日本新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而且决定了他一生的研究议题，即说明东亚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导源于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的渊薮，一直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1915年，在韦伯写成《儒教与道教》一书时，他将10年前撰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所讨论的那个主题推演到中国，即在中国能否产生“理性资本主义”的问题。尽管韦伯的著作写于1915年，但该书的英文版经由H.格斯翻译出版，却是在“韦伯热”初起的1951年，这和战后作为美国“地域研究”主体之一的中国研究的兴起正好同步。这一巧合，加之战后帕森斯对美国社会科学进而对费正清及其中国研究的影响， 上述韦伯式命题即“理性资本主义在中国能否产生”的问题，自然很快成了刚刚成型的中国研究的基本主题。虽然帕森斯和韦伯的理论传承不尽相同，但韦伯对上述命题的思考，为源自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提供了基本的内核：即理性资本主义之路就是现代化之路。

    受到韦伯和帕森斯理论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流行的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近代东亚观，就是东方对来自西方的影响或冲击做出回应的历史。比如，保罗·克莱德和伯顿·比尔斯在《远东：西方冲击与东方回应之历史》中，就将近代以来的东亚革命分为两个部分：前一个运动是西方文化向东亚传统社会的扩展，后一个运动则是亚洲对西方的回应。 费正清和赖肖尔是这种“冲击-回应”模式的主要倡导者，他们认为东亚近代的历史进程都是由西方的挑战所引发的，唯一的区别在，和日本相比，由于自身社会的“惰性”，或者说“因为中国社会幅员如此辽阔，组织如此牢固，一直无法迅速地转变成西方的组织模式”， 导致中国对西方的挑战回应迟缓。

    单从理论上说，原本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不过是为了深化经典社会学中盛行的传统-现代的二分法，以此解释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的社会现代化道路的可行性，但1950年代“现代化理论”成为美国学术界的“显学”，却多多少少是为了与此时已经如火如荼的共产主义竞争，在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之外，为欠发达国家找到一条以美国为标准的发展之路。如此，冷战时代造就了麦卡锡主义的社会氛围，也同样使现代化理论成为影响到美国的中国研究乃至整个地域研究的基本国策之一， 成为一种为美国战后国际政策辩解的意识形态， 或者说成为雷迅马（Michael E. Latham）所说的“非共产党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