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通过复制巴赫自己的演出节奏，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洞见。我们着手构建一次理论上巴赫本人可能进行过的旅行（尽管他现实中比亨德尔这些人旅行要少得多）。这次旅行应该从图林根（Thuringia）和 萨克森（Saxony）开始，巴赫的职业生涯就在这里度过，还有就是那些我们知道他曾演唱过、演奏过以及工作过的场所和教堂，然后向北、向西、向东进发，追随宗教改革的传播道路，追溯商业冒险者和汉萨同盟的古老贸易线路。出于这种选择，我们诞生了一个念头，只在有特别的建筑之美的教堂演出，而这些教堂通常不在主流演出地点之列；同时将音乐带给对巴赫尤为热情的群体，我们可以通过邀请他们演唱康塔塔结尾的众赞歌来与之建立联系。通过拜访欧洲一些最古老的宗教场所——比如苏格兰西海岸的爱欧娜修道院，或是西班牙北部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或是位于罗马、曾经是异教神殿的神庙遗址圣母堂，这样的旅程可以被看作一次音乐朝圣。

    于是，巴赫康塔塔朝圣最终诞生了。虽然源自早些时候同蒙特威尔第合唱团的巡演，并且依据同样的观念模式，巴赫康塔塔朝圣与我们——或许是与任何其他音乐组织——之前从事的活动都不可相提并论。无论规模还是方式，都打破了音乐会巡演组织的所有惯常规则。这是一次宏大的尝试，从一开始就饱受后勤问题和财务限制困扰，然而随着一年时间推移，这旅程似乎越来越与参与者们的构想产生共振。在我们当中，过去没有人曾在长达一年的旅程中，或是在一项音乐事业中固守于一位作曲家。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我们将全部的思想与努力倾注到旅程的实施中，并且受其前行的动力指引。跟随巴赫在整整一年中对于康塔塔季节性和周期性的安排，我们可以看到一幅旋转的时间之轮的音乐图景，我们每个人都缚于其中。最终，巴赫音乐充满活力与想象的谜题找到了一种出口，答案从那张冷酷面孔的乐长的假发下浮现出来，而这幅肖像自我孩提时就主宰了我对他的看法。

    自从完成了巴赫康塔塔朝圣，由于深深沉浸在康塔塔中，我对于巴赫更为著名的合唱作品（两部受难曲，《圣诞清唱剧》和《B小调弥撒》）的指挥方式受到了影响。自从我把这些伟大作品视作和康塔塔同属一个世界、源于同一个有创造力的头脑之后，它们便不再那么令人生畏，并且开始更多地展露其创造者的个性。通过我自己对它们看法的改变，以及作为音乐家的提升，我和巴赫的联结更深了，那种依恋，和我为准备这本书所作的独立研究并行发展。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自从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档案馆的开放，我一直在吸收那些能获取的最新的激动人心的材料，运用这些丰富的发现，我继续钻研巴赫音乐形成的起源和历史背景。

    巴赫康塔塔朝圣的一个潜在前提是一种感觉，我发觉它为我和其他一些音乐家所共有：我们如今研究、聆听并解读巴赫音乐的需求也许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烈。我们中很多人还希望，强调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中这种独特的表现，可以提升那些前来聆听我们演奏的人的精神境界，无论他们的聆听和我们的演奏是第一次、第二次还是第二十二次。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曾描述过当下时刻内在的难以捉摸：

    似乎没有什么比当下这一刻更为明显，更为真实，更可触知。然而我们还是全然不解。生命所有的悲哀都在于此。在一秒之间，我们的视觉、听觉、嗅觉，都（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记录了大量的事件，一系列感觉和念头通过我们的头脑。每一刻都代表了一个小的宇宙，在下一刻无可挽回地被忘却。


    音乐的魔力在于，它能使我们顷刻之间避开昆德拉的时间易逝感。一部像巴赫康塔塔这样的音乐作品，明白无误地是一次从开端，经中部，到结尾的旅程，并且最后，在对此前逝去的一切的记忆中，它投下的光创造出一种感觉，即我们始终处于一种到达状态——它让我们意识到，进而珍视我们自己的感觉，当下的以及过去的感觉。而且，如果我们承认人类心灵的一部分在寻求精神的出口（实际上也寻求精神的输入），那么无论我们的社会变得如何物欲横流，时代精神是如何地奉行不可知论，对于那些愿意聆听的人来说，巴赫那充满信心和无法抵挡的积极的音乐，能在满足这一需求上起重要作用。自1700年以来，巴赫始终位于作曲家的最前列。他的全部作品都以某种方式指向精神性和形而上学，他既歌颂生，也对死亡友好相待，消除恐惧。他将音乐的本质和实践都看作是虔诚的，并且明白，在概念上和演出中越是完美地呈示作品，上帝就越是在音乐里无处不在。巴赫在他那本亚伯拉罕·卡洛夫（Abraham Calov）评注版《圣经》的页边上写道：“注意：虔诚的音乐所在之处，神和他的恩泽永远同在。”这句话打动了我，也成为一个信念，一个我们作为音乐家自然而然赞成并追求的信念，无论我们何时演奏音乐，也无论我们恰好信仰什么样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