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讨论自己最熟知的音乐——与文字相关联的音乐。我希望能够表明，由于它们与语言和文本的联系，在巴赫的康塔塔、经文歌、受难曲和弥撒曲这些不可超越的作品中，存在着此前未曾有人尝试或者敢于表达，或说能够用声音表达的东西。 

    对我而言，从初次遇到这些作品，到这些年不断的排练与演出，我度过了心无旁骛的岁月，激动的火焰愈燃愈烈。这个丰盈、雄浑的世界，和作为一位指挥以及终生的巴赫门徒在其中领受的喜悦，正是我最想传达的。
                    ——约翰·艾略特·加德纳

《天堂城堡中的音乐：巴赫传》
[英]约翰·艾略特·加德纳 著
王隽妮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我越发觉得，可能许多被巴赫震撼和眩惑的作者，依然默认巴赫极大的天赋与他个人的境界有着直接关联——这令人不安。他们会因此对他的缺点异常容忍，这些缺点有目共睹：易怒、乖张、自大，羞于接受智性的挑战，对于皇室成员和政府，他既有怀疑，也同时为自己谋利。

    然而为何要认定伟大的音乐源自伟大的人呢？音乐能够启示和提升我们，但未必是因为创作者善于启发别人（创作者只是自己受到了启发）。在某些情况下，也许会有这样的联系，但这并非唯一可能。也许，“讲故事的人相比故事本身，或者无足轻重，或者缺乏吸引力”。

    巴赫的作品是由伟大心灵的卓越才华构成，但这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探寻其人格的直接线索。事实上，对某事物的了解，可能会引致对另一事物的认知错位。至少他绝不会像许多伟大的浪漫主义者（我能立刻想到的有拜伦、柏辽兹和海涅）那样被我们过度挖掘，或像瓦格纳那样，被推断出创造力与病态之间令人不适的关联。

    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美化巴赫的形象，也没有必要无视可能存在的阴暗面。

    一些新近的传记试图对他的人格乐观想象，从积极的角度诠释一切，而这点也已经被现存的原始资料拆穿。

    巴赫这一生与其说是孜孜不倦地用功，不如说是一直对智识上不如自己的人摧眉折腰，这可能会对他思想状态和幸福安宁带来心理负担，却被这些作者低估了。任何加之于巴赫的近乎于神的形象，都蒙蔽了我们的双眼：看不见他艺术上的艰难探索，也渐渐不再将他视作出类拔萃的音乐匠人。正如我们习惯于将勃拉姆斯看成一个蓄须的发福老人，忘记了他曾经年轻又风度翩翩——如同舒曼在他们首次会面后所描述的“来自北方的幼鹰”。

    同样，我们印象中的巴赫，是个德国宫廷老乐长，头戴假发，长着双下巴，这一形象又被投射到他的音乐上，尽管他的音乐经常洋溢着朝气和无比丰沛的活力。假定我们换一种思路，把他看成不那么讨喜的反叛者：“他破坏（音乐上）广受赞誉的原则，瓦解严密守护的观念”。对于这一观点，劳伦斯·德雷福斯（Laurence Dreyfus）非常赞同，他指出：“因为它允许我们怀抱早期的敬畏感，那种我们很多人一听到巴赫作品就产生的感觉，并将其转化成对作曲家勇气和胆识的想象，从而让我们对他的音乐有新的体验……

    作为一个站在声乐与器乐合奏组前的演奏者和指挥，我试图表达从这种位置接近巴赫的感受，正如他自己也习惯站在这一位置。当然，我知道这是一个危险的立足点，由此得到的任何“证据”都会轻易被驳斥为主观和站不住脚的，它只是“音乐即自传这种浪漫想法的又一新论”，且以“不可能的权威”为推测背书。

    相信在音乐唤起的情感的影响下，作曲家的意图能够被捕捉，这当然是一种诱人的想法——虽然事实可能根本不是这样——但这并不意味着主体性本身与更为客观的事实相悖，或者会毁坏其结论。

    也许除了那些数学上的真理，一切真理在根本上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主观性。

    过去的巴赫研究常是主体（作者）和客体（作曲家）相疏离，有时候主体甚至被移除。然而，一旦作者的主观性几近抹除，或者不被承认，就会造成探寻巴赫人格多面性之路的封塞。在序言里，我解释了我个人独特的主观性的背景与属性。如果我因此激励他人去分析自己对巴赫的主观回应，并且去细思这种回应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他的感知，我希望这种做法能够得到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