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讲坛:巴洛克音乐的复兴

  一八二九年三月十一日晚,一个温馨的春夜。德国歌唱会社有一场音乐会正在柏林举行。宏伟的剧院前人头攒动,一千余听众中有诗人海涅、哲学家黑格尔,以及普鲁士的皇室成员。门票虽然高达二十格罗士,但早就售罄。显然,这是一场引人注目的音乐会。这是门德尔松指挥演出巴赫的《马太受难曲》。巴赫自一七五○年去世之后就一直默默无闻,他的作品几乎不再听到。当时二十岁的门德尔松慧眼独具,认识到巴赫的伟大,经过种种努力,终于安排这场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一直是柏林音乐生活中的主要话题之一。确实,这场音乐会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它本身。用当时一位评论家的话说:“这场演出打开了长久封闭的殿堂的大门。”它标志着巴洛克音乐复兴的开始。 

    随着巴赫音乐的复活,巴洛克时代的其他作曲家也开始被发掘。他们的手稿被收集、整理。在欧洲的主要音乐都市,维也纳、巴黎等地,相继有巴洛克音乐会。巴洛克时代特有的乐器,像维奥尔琴、琉特琴、竖笛、羽管键琴等也重登舞台。与此同时,学术研究也成为巴洛克音乐复兴中与演奏并行的另一面。因为当演奏家的曲目仅限于接近当代的作品时,演奏家还可以忽视音乐历史学者和理论,但是当他们面对一个世纪前或更早的音乐时,他们不得不寻求专家的帮助。一时之间,巴洛克音乐的复兴初现端倪。巴赫和亨德尔成为其中的中心人物。 

    巴洛克音乐虽然重现光彩,但当时的主流音乐仍是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音乐,音乐会中巴洛克音乐的曲目常常被当作餐前小吃——引出听众欣赏主流音乐的胃口。巴洛克音乐的名声囿于音乐家和少数有幸去音乐会的听众。这种情形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了戏剧性的变化。战后经济的复苏带来各方面的繁荣,在音乐上大家对十九世纪音乐花哨的和声、繁复的配器、过分强调的感伤、文学故事的叙述,多少有点耳熟能详了。这时,巴洛克音乐清澈、纯净的美感与十九世纪音乐的雄壮、浑厚恰形成鲜明的对比,也符合大家刚刚卸下战争这副苦难的重担时的心理。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引起巴洛克音乐迅速膨胀的主要刺激,还是来自商业上诱因——LP(密纹唱片)的发明。 

    一九四八年美国戈德马克发明了密纹唱片,用LP录制音乐,声音质量有改进不说,至少大大省去在听一首乐曲时常常翻换唱片之苦。唱片商对录制音乐的兴趣大大提高。一九五○年维瓦尔第的《四季》第一次以LP发行。从未听过维瓦尔第的人一下子就被他音乐节奏的活力、旋律的热情所吸引,一种清新之感扑面而来,在他们面前打开了一个美好的新世界。一时爱好者趋之若鹜。他们开始探寻维瓦尔第的其他作品。唱片商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潜在的市场,而且是一个利润更好的市场。原因在哪里呢?他们发现制作一张维瓦尔第的协奏曲唱片比制作一张十九世纪协奏曲的唱片成本便宜得多。因为巴洛克音乐对乐队的要求与室内乐相差无几,而一个十九世纪的协奏曲要用一个全规模的乐队。以巴赫的勃来登堡协奏曲第一号为例,它用一个独奏小提琴、三个双簧管、一个巴松、二个圆号、弦乐器组(通常不超过十个),再加上担任通奏低音的羽管键琴,总人数不到二十个,而柴科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要用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巴松、小号各二个,圆号四个,定音鼓、弦乐组(人数有三、四十),总共得四、五十人。唱片成本中支付给音乐家的费用要占相当比例。这样,两者的成本差别是很明显的。在唱片商的推波助澜下,一时形成一股维瓦尔第热。与此同时,巴洛克音乐的美学特点也为更多人所认同,巴洛克音乐的复兴被大大向前推动。

    维瓦尔第共写了四百多首协奏曲,他为他那个时代的几乎每一种乐器(巴松、大提琴、长笛、琉特琴、圆号、曼陀林、双簧管、短笛、竖笛、小号、维奥尔琴等)都写过协奏曲。数量如此之大,一下子听来似乎有雷同之感。有人开玩笑说,维瓦尔第不是写了四百首协奏曲,而是把一首协奏曲写了四百遍。但是维瓦尔第的乐曲活泼而富有生气的特点至今还是很有魅力。最近菲利普公司出了他的管弦乐作曲全集(现在当然是CD,不再是LP了)。 

    如果说维瓦尔第是五十年代巴洛克复兴中的英雄,那么六十年代中复兴的主要人物是泰勒曼。这是一个和巴赫同时代工作的作曲家,比巴赫多活了十七年,且在那个时代被认为是比巴赫伟大得多的作曲家。他光是管弦乐作品就有八百多首。音乐史上怕是罕有其匹。在五十年代他的作品并无多少被录制,到六十年代情形大为改观。他的各种体裁的作品,从受难曲、室内乐到三重奏鸣曲、协奏曲等几乎都录制了唱片。虽然他常常被认为只是一个二流作曲家,所作的只是浮光掠影的“十八世纪背景音乐”。但他的一些作品,像D大调小号协奏曲、A小调竖笛、弦乐和通奏低音组曲,或降B大调为三个双簧管、三个小提琴和通奏低音的协奏曲,与维瓦尔第最好的作品相比也决不逊色。巴赫也曾把泰勒曼的一些协奏曲改编成键盘乐。去年英国的BBC音乐杂志列出的古典音乐作曲家排行榜上,泰勒曼从前年的四十名以外一下跃升到第二十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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