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英国指挥家约翰·艾略特·加德纳开启了一场前无古人的恢弘朝圣：他同英国巴洛克独奏家乐团和蒙特威尔第合唱团一道，在一年时间里，重现了巴赫的全套周年康塔塔。十年后，他将毕生研习巴赫的心得写成了书，即这本《天堂城堡中的音乐》。阅读时，我们仿佛能听到乐音缓缓降临。为什么现在我们还会一再聆听巴赫？不只是他作为古典音乐基石的历史地位，在巴赫音乐中，时间流逝似乎不再将我们消耗殆尽，而是令生命在当下时刻充盈。

“在乐长的注视下”
约翰·艾略特·加德纳（John Eliot Gardiner）
    无数次，我发现自己像被磁石吸引一般，回到巴赫的音乐中。正如先前我所发现的，为了理解音乐与文字在任何形式的戏剧性音乐中的结合，认真对待蒙特威尔第是非常有价值的，现在我逐渐意识到作为指挥要有所前进，我首先需要研究并学习演奏巴赫的音乐，因为它正是我们所泛称的古典音乐的基石。如果不能理解他，在诠释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及他们的浪漫主义后继者时，我就会永远都在黑暗中摸索，因为他们中很少有人能抗拒巴赫的影响。尽管我已经仔细琢磨了很多年，但直到1987年秋天我才有机会（和勇气）首次指挥《马太受难曲》。那是在东柏林，观众席中，那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士兵们当众落泪了。或许在柏林墙的这一侧，这部最为普遍的音乐作品已经在某些规定的（并且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当地传统中变得僵化。通过重新处理，我们摆脱了仪式化的陈词滥调，无意间打开了情感回应的闸门。

    但这一切不都是单向的：两年以前，当我与蒙特威尔第合唱团在莱比锡的圣托马斯教堂西楼座为亨德尔《以色列人在埃及》（Israel in Egypt）做准备时，莱比锡广播合唱团出席了排练。于是两支合唱团共同歌唱，即兴演出巴赫的经文歌《为上帝歌唱》，给所有参与者留下了长久印象。后来，1987年，在日本进行的《B小调弥撒》巡演，观众大部分是佛教徒和神道教徒，他们却听得全神贯注，令人难忘。

    不过，我渐渐发觉，在巴赫其人与他那深不可测的音乐如何联结这一点上，我的理解是不完整的。巴赫主要的几部合唱作品伴随我多年，但关键的那几块拼图依然缺失。如果我是才华横溢的键盘演奏家，也许我就能在浩瀚无际的迷人曲目中，包括《哥德堡变奏曲》和《平均律键盘曲集》（Well-Tempered Clavier），找到我所寻求的东西。然而，作为一个参加合唱并且一直受文字感染的人，我感到对我而言，线索一定埋藏在那近两百部现存的教会康塔塔中。我确信其中包含着独特信息，像松露一般深藏树底，尽管我只发掘了其中很少一部分。想要明白康塔塔在巴赫儿子和学生心目中的重要性，只需看看他讣告中未发表的作品列表：他们将“第一号：五套完整年度周期的教会音乐，为所有的礼拜日和瞻礼日而作”几乎放在了作品列表开始的头号大标题上。这使我质疑巴赫为何倾注了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为何在最初两年狂热喷薄的创作中，他在莱比锡写了超过一百部康塔塔，却固执地拒绝与他人分担这种劳心伤神、每周一次的创作重负。考虑到它们是用狄更斯般的每周连载方式写就，人们想知道它们在整体质量上具有多大的一致性：假使正如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所言，“巴赫是第一个成功实践了理性建构作品这一理念的人”，那么他的康塔塔合格么？它们真的有重大意义么？它们能否跳开原初文字和宗教礼仪上的起源和局限，在他与我们的文化之间弥合差距？这让我想弄明白如今演奏它们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如何一面从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路德宗的魔爪之下、一面从典型的音乐厅票价造就的世俗性虔诚中将其解救出来。

    我很难精确指出何时第一次产生了巴赫康塔塔朝圣的想法。起初只是一种直觉，源自对巴赫的毕生迷恋，后来逐渐地获得了形体和实质，最终变成了条理分明的实际努力。之前似乎没有人尝试过一年之内，从年初到年尾，并且是在最初礼拜仪式的确切时间点上，演出所有的康塔塔。2000年时，我们将纪念世界最伟大的一支宗教的创始人诞辰，以及巴赫逝世250周年。在一年时间里，集中演出其音乐上最伟大的拥护者的完整康塔塔曲目，还有比这更为恰当的纪念方式么？巴赫的路德宗信仰，就封存在这种卓越的音乐里。它传播着普世的希望，能够打动任何人，不分文化背景、宗教派别或是音乐素养。它源自人类的心智深处，而不是什么一时一地的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