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城市偏向于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创造就业能力不足，加上“文革”期间生产的停滞，于是，当城市青年就业压力难以承受的时候，有1600多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到了农村，在农业人口原本就过剩的情况下，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给农村带去的是更大的吃饭压力。 
    至于土地，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城市面积急剧扩张，农村土地被征收为国有后用于城市发展，而相应给农民的补偿是以农产品的价值为基准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征地之后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中，投资者拿走40％—50％，政府拿走20％—30％，村级组织留下25％—30％，而农民拿到的补偿款，只占整个土地增值收益的5％—10％。这种状况，实际上是以压低对农民的补偿的方式增加了城市发展的投入。当然，必须得说，这种状况近年来改善了很多。 再来说说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城市居民的教育、医疗和各种公共服务获得了大量的财政补贴，而农村居民的养老和医疗保障基本上是片空白，农村地区的教育经费基本上是自筹的。这种经济政策的严重的城市倾向直到最近十年才逐步得到改变。 过去的历史不能忘记，即使不再提起，我想，也不能说今天让城市接纳农民是对城市居民的不公。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一个城市“身份”的优越感了。 

    作为一个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人，刚上大学的时候，听来自农村的同学说，中国的发展剥夺了农民，我曾经无法理解。后来，我成了大学老师，我一直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职业读书人”。在我的阅读里，如果说有什么深刻地改变了我，我想，我应该首先提到美国的民权运动。这段历史冰释了我对于身份的疑惑，让我明白，对于某种优越的身份依依不舍，其实就成了不平等的捍卫者。 

    就在我的父辈大炼钢铁的年代，在美国，国家默许的种族歧视正在造成剧烈的社会冲突。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54年规定，在公立学校实行种族隔离制度是违背宪法的，然而很多学校并没有服从最高法院的相关规定。1962年，詹姆斯·莫瑞德斯尝试去密西西比州大学上课，但白人大学生对其百般阻挠。肯尼迪总统派了400名法警以及3000名士兵，确保莫瑞德斯可以顺利地去上他的第一节课。1963年11月6日，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菜士堵住了亚拉巴马大学教室的门以阻止两个非洲裔学生去上课，肯尼迪总统再次进行了干预。乔治·华莱士在法警、副总检察长尼古拉斯·卡岑巴赫和亚拉巴马州国民警卫队到来之后站到了一旁。 

    也许是因为在短短的执政时期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肯尼迪总统为他所做的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他与另一位献出了生命的人——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一起，改变了美国。用金的话来说，“美国民主的伟大光辉，正体现在有权利为正确的事情发出抗议”。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就在于它为每一位公民提供了平等的权利，无论你是黑人、亚裔、穷人还是残疾人。在这个国家最伟大的城市纽约，既有富人的奢华，也有穷人的梦想。 在中国，没有美国式的种族冲突，却有地区间和城乡间的矛盾。我总是认为，无论如何，地区间和城乡间的矛盾应该不至于像种族矛盾那样难以解决。我相信，中国也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实现公正而有效率的发展。有无数的人在为之努力，我们应该看见：新春来了，有人在为农民工办自己的春晚；有农民写了质朴的诗，出版社为他出了诗集，并且有音乐家为其谱上了曲；小崔(永元)在为农民工的子弟学校而呼喊，在央视谴责随意关闭学校的麻木的人们…… 作为一个“职业读书人”，我和我的同行们除了文字，没有其他的力量。我相信，每一点努力都能够改变一些，哪怕只是改变一个人，让他能够拆除心里的那些樊篱。但愿有一天，在我们的国家，歧视的言论和行为会被认为是可耻的。 这是我写给未来的一封信，信里有我关于未来的愿望。我相信，在这资讯畅通的年代，所有善良的愿望都会被传播，即便没有贴邮票，即便根本没有投递的地址。 

    世界必须是美好的。就让这个愿望，“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