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终于要结尾了。我希望我已经把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清楚了。

    在无数次的授课或者讲座之后，经常有人问我，难道你说的这些，政策制定者们不知道吗？于是，我常常反问，你们有没有觉得在听完我说的这些之后，你们的一些看法改变了？我的学生和听众们纷纷点头。你看，你们大多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还是会发现，对于很多社会问题，你们的先入之见并不正确，那么，你们认为政策制定者们或普通老百姓会更加高明、更明白这些道理吗？我能做的，只是把真相告诉你们，慢慢地改变人们的一些看法。

    但其实，我知道这很难。中国的问题，一向有两种原因，一是不明白，二是装糊涂。如果只是不明白，还好办，那就说道理、摆事实。难的是，如周濂那句流行的话一样，“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公共政策，往往事关切身利益，装睡的人也不少。说道理、摆事实也都不行。这时常让我气馁，我甚至觉得，其实有些时候，我们难以突破自己的局限只是因为我们固守着某种身份给自己带来的利益，而我们之所以安然于此，只是因为某种无知，让我们觉得自己得益于不公正的政策是理所当然的。于是，在2013年的除夕之夜，我给未来写了一封信：未来，你好。   

    新春敲门了。爆竹一响，再坚硬的心，都会变得柔软起来。此时，所有许下的心愿都庄严而美好。未来，我想给你写封信。

    如果说这个时代会留下一个特别的印记，我相信，那一定是春节期间涌动的人潮。再过20年，最多30年，当现在的青年已经在城里老去，当如今的老人已经安然离世，那时，不会再有那么多人把返乡过年当做一个仪式去完成。我忍不住想，未来，你会看到中国走过一条怎样的道路？

    回想这些年来，我们这些读书人写了不少文章来呼吁城市化和农民工市民化，效果有一些，但仍然困难重重。相比日渐累积起来的问题，改革的推进实在很慢。就我自己而言，面对体制和思维的强大惯性，常常会产生一种无力感。即使我用数据列举了那么多当前的城乡分割所累积起来的问题，比如城乡差距，比如社会矛盾，比如效率损失，比如增长乏力，我仍然会感受到令人窒息的麻木、冷漠和对于理性分析的有选择的拒绝。

    在我无数次反复讲着令人生厌的理论与数据之后，有满头白发的前政府官员握着我的手说“不能动既有的利益啊”，有朋友半开玩笑地说“你等我儿子考上大学再讲这些吧”，有学生说“上海是上海人的上海”……在一次非常严肃的会议上，有与会者说：“现在上海外地人那么多，中央又说要把公共服务给外地人分享，可是我身边的上海人有意见啊，他们说，城市居民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农村居民是有地的，而且还允许生二胎。”…… 我相信我的这些听众、学生、朋友和同事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我也相信，在生活中，他们都是善良而勤奋的人。也正因此，我才觉得，连他们都只是习惯性地考虑自己局部的利益，而忽视全社会的公众利益，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我想，使得我们的国家仍然有着全世界最为严重的城乡分割问题的原因，在根本上，无非就是惧怕人口流动产生的对于既有城市居民利益的冲击吧。可是，更自由的人口流动就真的那么可怕吗？难道目前由户籍制度所造成的一系列发展困境就不可怕吗？其实，让农民工融入城市，对于城市发展和整个经济的健康运行都有好处，对于这些，我已经说了太多。在这里，我就不唠叨了。 如果理性的分析敌不过情感的诉求，那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共和国60多年的历史，说说公平吧。在三年困难时期，根据不同的估计，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在1500万至3000万。当时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而在政策上又优先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所以非正常死亡的基本上都是农民。 在长达30多年的计划经济年代，中国一直是在以压低粮食价格的方式来降低城市的生活成本，保证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有学者估计，通过这种方式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了大约5430亿元的农业剩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