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已经成为一个社会事实而进入公众视线，它也同时成为一种大城市人沉重生活负担的同义词。人们要逃离的其实并非某个具体的束缚，而是北上广这三个超大城市代表的不言而喻的大都会生活方式。

　　当我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白天共同呼吸着陌生而熟悉的尾气，穿梭在堵得水泄不通的马路上时，我们很难分辨，大城市究竟让我们自由，还是使我们陷入了更大的不自由中，这样的城市，真的和我们想象的美好生活有交集吗？我们不禁会想，我们的大城市出了什么问题？

　　2016年8月22日，上海市发布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草案）》，将指导未来24年的上海城市总体发展。草案规划中的两点引人注目：一是将上海2040年人口调控目标设为2500万（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的上海常住人口已超2400万）；二是要求上海规划建设用地负增长。

　　通过“控制人口增长”和“限制土地的供应”而控制城市规模的发展逻辑，上海不是个例，而是全国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已经形成的一个定势。这种政策上的努力方向，希望将城市化引向中小城市，缓解大城市治理的压力，实际上暗合了时下将拥堵、污染和不安全等“城市病”简单归因于人口增长的认识。

　　经济学者陆铭在他的《大国大城》一书中认为，上海这样的首位城市，人口规模是由全国总人口规模决定的，而不能单看一个孤立的数字。实际上，在人口和土地需求高的城市，控制人口增长，限制土地供应，同世界上城市经济和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不相一致的。

　　但中国的问题是，“人的流动不自由，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也受制于现有的制度和政策，配置也不合理”，因而统一市场没建起来。结果是，适合发展“聚集经济”的上海等东部城市，劳动力短缺，土地供应不足，地价上涨，房价飞涨。中西部地区，土地却供应过剩，工业园荒废，乃至变成“鬼城”。

　　对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而言，这样的局面隐含着一个比时下热议的“中等收入陷阱”更为深刻的“欧洲化”问题。如何避免或脱离这样的“欧洲化”？陆铭在《大国大城》中阐释的理念，或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的脉络。

　　土地配置
　　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土地越稀缺

　　新京报：你在《大国大城》这本书中谈到，我们目前的统一市场建立在“土地配置”方面受到了制度限制，简单说来涉及哪些？

　　陆铭：我们有一个“建设用地指标”制度，但把大量指标给了中西部地区，在东部相反，还在严控甚至减少（特）大城市的土地供应。适合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的地方，土地本该增加供给。但现在，限制土地供应，地价上涨，房价也上涨，这是东部普遍的问题。相反，在中西部的三四线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过剩，工业园投资过剩。这是第一重限制。第二重限制，这些建设用地，多少建工业园，多少造住宅或商业用地，是政府决定的。普遍情况是，相对于商业和住房用地，地方政府更愿意提供工业用地。第三重限制，商业和住宅，政府宁愿多供应商业，而不多供应住宅——上海的市中心甚至出现商业地产过剩，住房不足。

　　新京报：土地是市场经济三大要素中最特殊的，不可流动，但土地的使用权却可流动和交易。你认为，即使是存在这些土地配置限制，但并非完全没有办法解决？

　　陆铭：是的，假如内地省份有建设用地指标，但造的工业园没企业进来，相反，东部某一个城市地价高，但没建设用地指标。交易指标就可解决：内地省份减少一平方公里而东部城市增加相应面积的建设用地，同时向前者付钱。全国建设用地总量没变，土地需求多的得到更多的供应，而没需求的，减少土地供应。

　　除了政府掌握的建设用地，还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城市化过程中，农民数量减少，建设用地就会出现部分闲置。如果建设用地指标可交易，以宅基地为例，一个不打算回老家的农民工，就可用宅基地的使用面积，去相应增加他所居住城市的建设用地，同时宅基地复耕，全国总的农业用地也没减少。他在工作的地方，地价远超过他的宅基地在老家的价值，这一部分差价可以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资金来源。

　　人口流动
　　“城市病”与人口增长关系不大

　　新京报：谈到农民工进城，实际上进入到了统一市场的另一个方面，即“劳动力流动”问题。现在还存在这么一种观点，认为拥堵、不安全和污染等“城市病”，是大量的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等所谓的“低端工作者”）造成的，因此要限制他们流动进城，你怎样评价？

　　陆铭：首先，在世界人类发展历史上，没证据可证明“城市病”的产生是人口多带来的。伦敦、东京和纽约，城市病最严重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后，此后，人口成倍增长，城市病却缓解了。退一步讲，如果真要说人口多导致了拥堵和污染，那么，年收入百万和五万的两个人，相比较而言，谁更增加拥堵和污染？五万的人没有车，甚至不坐出租车，带不来污染和拥堵。像北京和上海，通过驱赶小餐馆和理发店控制人口，可他们占用了多少公共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