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一步讲，就算人口多造成“城市病”，这也是一个供给需求的问题。公共服务短缺，特别是基础教育，就该多建学校。拥堵，是开车的需求和道路供给的问题，第一可多造路（包括地铁），多发展高效率的公共交通，第二可以实施更科学的城市规划。这是供给侧改革。污染如果是小汽车尾气造成的，就发展公共交通。

　　新京报：实际上一些城市甚至在限制和拆除外来子弟学校，所以并非供给不够的问题。

　　陆铭：对，我前面的问题有一个假设：“城市病”是由于存在供需矛盾，也就是供给不足。我甚至可以讲，在有些问题上，连供给都不是不足。不是抱怨上学难吗？最近一轮控制人口的情况下，上海甚至在清退外来人口子女的同时，出现学校招不满学生的情况。北京和上海很多外来务工的子弟学校都是民办的。对于这些服务于随迁子女的民办学校，上海政府还投点钱，北京投入很少，广州完全不投钱。对于义务教育，假设供给小于需求，现在有供给，还在限制需求。把大量的钱给了中西部发展没优势的基础设施和工业，接着地方政府欠债，上了“欧洲化”的路。

　　如果这样，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就不利。中国经济已到该呼吁公共利益的时候了，现在要让一些政策做出调整，来增加整个国家的公共利益，才能走出困境。

　　【知识链接】

　　什么是“欧洲化”

　　对“欧洲化”的问题，陆铭解释说：欧洲虽讲经济一体化，但由于是几十个国家组成的，语言、文化和宗教方面的问题导致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做不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市场。这样的情况下，又是一个统一货币区，结果希腊这样的国家，劳动生产率低，经济发展不足，但又不能货币贬值，于是只能借债。

　　“中等收入陷阱”

　　由世界银行在2006年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先提出，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人均GDP在4000美元-12700美元的阶段）后，由于不能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同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问题集中爆发，造成贫富分化加剧和社会不稳定等问题。因典型的国家包括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等，有时也称为“拉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