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爱因斯坦所需要的，只是对自己负责，对科学负责。在这个过程中，他所获得的，是思考的愉快和探索的幸福。这样的工作，可以说是真正地体现了在纯科学的研究中那种更根本性的、非功利的、纯粹的、以对自然界的认识为惟一指向的科学精神。

　　人们回顾历史，总是潜在地有当下的价值取向。当我们回顾爱因斯坦在奇迹年的状态时，我们自然也会禁不住自问，在今天，我们还会有那样一种科学研究的氛围吗？如果有人仍然想以像爱因斯坦当年的方式从事研究，是否还可能？假定如果某人今天在专利局职员的位置上做出了那样的（或者，哪怕是差得多的）成就，还会得到爱因斯坦当年得到的那些承认吗？当我们如今从事科学研究已经离不开各种科研基金的有力资助，工作条件大为改善之后，为什么反而见不到再有像爱因斯坦那样的杰出工作再现了呢？
　
　　确实，我们可以追问：一个根本没有进入当时主流科学共同体的小职员，凭什么能创早这样的奇迹？一小群年轻人，三年的业余读书活动，为什么竟能孕育出“爱因斯坦奇迹年”？

　　爱因斯坦后来多次表示，如果他当时在大学里找到了工作，就必须将时间花在准备讲义和晋升职称的论文上，恐怕就根本没有什么闲暇来自由思考。他在逝世前一月所写的自述片段中，说得非常明确：

　　鉴定专利权的工作，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幸事。它迫使你从物理学上多方面地思考，以便为鉴定提供依据。此外，实践性的职业对于象我这样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拯救：因为学院式的环境迫使青年人不断提供科学作品，只有坚强的性格才能在这种情况下不流于浅薄。

　　也就是说，奇迹来自自由的思考。

　　杨振宁曾对青年学生说过，应该“经常思考最根本的问题”，才有望在科学上有所建树。爱因斯坦在伯尔尼那几年间的故事，可以有力地证实杨真宁的说法——相对论就是“思考最根本的问题”所产生的最辉煌的结果。

　　那么，比如说，今天中国高校中的一个年轻人，还有没有可能象爱因斯坦在1905年那样创造奇迹？我看是太难了。如今中国大学里的职称晋升、年度考核及成果指标之类，已经被许多学者认为是“灾难性的”，其压力恐怕远大于爱因斯坦当年的学院环境。当年爱因斯坦就认为“只有坚强的性格才能在这种情况下不流于浅薄”，那如今要怎样的性格才能“不流于浅薄”？还会有几个人有足够的闲暇去自由思考？

　　那么，在学院之外的年轻人，比如说大学毕业后没有进入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而是进了某个公司当小职员，但又愿意“经常思考最根本的问题”，也有二三好友一起读书讨论，有没有可能创造奇迹？

　　从理论上当然不能绝对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我们都知道，这种可能性肯定是微乎其微的。除了个人的天赋因素之外，还有许多原因，比如，当时正值物理学伟大变革的前夜，那群年轻人从他们所能阅读到的科学文献中，有机会接触到当时“最根本的问题”（比如上面提到的黎曼的演讲和彭加勒的著作）；而如今不是这样伟大变革的前夜，对一个业余爱好科学的年轻人而言，当下的科学论文中的99.99％都将是平庸而匠气的、令人昏昏欲睡的。如果这个年轻人也硬要“思考最根本的问题”，极大的可能是被学者们视为“胡思乱想”、“空谈臆想”；如果他也鼓起勇气将他的思考撰写成学术论文，那要在科学刊物上发表将是极其困难的——如果不是绝不可能的话。

　　就此来说，我们似乎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想有爱因斯坦那样伟大的科学家出现，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当然，这是一种环境决定论的说法。不过，虽然环境决定论也有其问题，但一个人从事科研工作的小环境和大环境，确实是会对其工作有很大甚至决定性影响的。

　　可是，那又该怎么办呢？再回到我们为什么以及应该如何纪念奇迹年的问题上来，我们也许可以说，通过对于历史的回顾和反思，再看看今天我们面对的现状，找出差异，寻求可能的解决办法，这大概可以算是我们在纪念奇迹年的一种方式吧。我们当然也应该认识到，现状其实是很难改变的，尤其是我们不可低估体制化的力量，可是我们总得做些什么吧？比如说，在我们自己培养研究生的时候，当我们尽量地排除了那些来自体制的很难抗拒的干扰，尽可能地以应付的方式对之有所妥协之后，我们是不是也还有一定的空间，在小范围内营造一种相对理想的学习和研究环境呢？

　　在这种时候，我们就会感到学习和研究历史的一种意义了。因为，倘若只看现在，而没有比较，也许人们会安于现实，但毕竟历史提供了一种参照。实际上，所谓“奇迹年”从本质上讲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在纪念“奇迹年”时，我们应该回避这样一种倾向，即只注重爱因斯坦个人，把“奇迹年”完全作为一种个人的奇迹，只关注爱因斯坦在解决科学问题时的技术性方法，如此等等。相反，我们应以更宽阔的视野，把“奇迹年”的问题放到社会体制环境的背景中来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