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爱因斯坦奇迹年”为我们提供了针对今天的教训。可惜的是，爱因斯坦的故事所提供的教训，在中国经常是被忽视的。

　　比如，前面我们回顾了1905年之前那几年爱因斯坦的生活和工作状况。我们看到，在这样的状况下，作出这样的伟大成就，在我们今天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但是，这一点在我们这里谈论爱因斯坦时通常是不会提到的——也许是根本没有注意到，也许是注意到了但是置之不理。我们习惯于将注意力集中在1905时的“物理学的危机”之类的话题上。也就是说，我们只注意物理学，不注意人和人的生活。这样，我们就将我们应该得到的教益从我们的视野中剔除了。

　　又如，在我看来（你前面已经注意到了），牛顿和爱因斯坦这两个“奇迹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却经常被后来的科学家们有意无意地忽略，那就是——牛顿和爱因斯坦创造奇迹时都没有用过一分钱的“科研经费”！他们的伟大成果也不是任何“发展规划”的产物。事实上，科学史上有许多伟大发现，都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完成的。而如今那些用掉了纳税人千千万万金钱、编造了上上下下无数“规划”后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与万有引力和相对论比起来，绝大多数显得多么平庸、多么匠气、多么令人汗颜！

　　用我们今天的套话来说，爱因斯坦毫无疑问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但是令人感叹的是，这个国际一流的科学家完全是自发生成的，他既没有得到过什么什么基金的资助，也没有在官方的项目中拿过什么“课题”。“爱因斯坦奇迹年”完全是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产物，而不是计划经济或“计划学术”的产物。

　　而我们这里却有“只资助国际一流”之类的荒谬说法——这种说法隐含着一个狂妄的前提：就是官员有能力事先知道谁将是“国际一流”。而爱因斯坦和许许多多科学家的故事告诉我们，“国际一流”是可遇不可求的，只有创造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学者可以安心做学问的环境，“国际一流”才有可能在某个时候出现。

　　我不知道，在我们如今纪念爱因斯坦的“奇迹年”时，有多少人会从这个角度去想，去谈，这样，我们说的观点就显得很有些另类和边缘了。在科学哲学中，有“观察渗透理论”之说，也许，正是因为我们近些年来，特别是在思考学术品味的时候，更加关注思想自由和反对计划学术，所以，容易更突出地看到问题的这个方面。但实际上，就算是偏颇，也有偏颇的价值，你看，物理学中，那些最基本的定律，不都是在讲极端理想化的情况下事物会如何如何吗？但是到了现实中，就与理想化的设想有着很大的差距，就不得不加上诸多复杂的边界条件来加以限定和修正了。看来，在目前的现实中，要想在短期内达到你在前面所说的那种研究环境，显然是不大可能的，不过，即使如此，我们去思考现实中那些不合理的现状，去追求可能的改变，甚至以期盼“奇迹”的心态去向往几乎不大可能出现的“奇迹”，这也可算是一种对于“奇迹年”的有意义的纪念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