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创作特点，在君特·格拉斯于1977年出版的《比目鱼》（漓江出版社2003年5月版）和1986年出版的《母老鼠》中，得到了更加淋漓尽致的体现。在《比目鱼》中，作者用一个众所周知的童话故事，重新建构了一个真实的人类世界。这条鱼作为主人公贯穿了人类历史，以它的智慧和阴谋，引导我们反观了真实的两性历史和现状。《母老鼠》则通过对一只老鼠的拟人化，揭露了人类的自我毁灭能力和潜在危机。

　　政治的格拉斯

　　君特·格拉斯虽然是一个政治意味很浓的作家，但他始终是一个坚决反战的和平主义者。
　　从君特·格拉斯的诗歌、戏剧和小说作品中，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他是一个政治意味很浓的作家。不仅如此，完成但泽三部曲之后，君特·格拉斯直接投身到了政治活动中。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格拉斯成为坚定的社会民主党拥护者，为社会民主党的竞选而游走于联邦德国各地，到处演讲，由此也奠定了他和那个对着犹太人墓碑下跪的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的交情。

　　这一点经历，也成为君特·格拉斯创作的重要素材。1972年，以这段经历为素材的小说《蜗牛日记》出版，在这部作品中，格拉斯继续对纳粹统治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正是因为君特·格拉斯积极投入社会政治活动，从而也使得他在德国树敌很多，成为一个饱受争议的作家。然而君特·格拉斯的政治立场始终十分鲜明，他是一个坚决反战的和平主义者。这一点，从他创作的文学作品到其参与的政治活动，都得到了始终的贯穿。自踏入文学创作和参与政治活动起，格拉斯就始终在与德国社会的健忘症作斗争，这也让很多人觉得他的话语过于尖刻，声音过于刺耳。

　　在君特·格拉斯的政治见解中，最大的争议莫过于1990年东西德统一时，他令人吃惊地发表的“厄运判决”，明确反对1990年德国的统一。他还刺耳地称与民主德国的“合并”是联邦德国的殖民行为。对于许多德国民众来说，这种见解无疑是难以理解和承受的。

　　晚年的艰难时刻

　　晚年的君特·格拉斯在自传中披露自己曾为纳粹党卫军效力，震惊德国社会，并引发巨大争议。

　　2006年，君特·格拉斯出版了自己的自传《剥洋葱》（译林出版社2008年1月版），在这部自传中，格拉斯披露自己早年曾为纳粹党卫军效力，这一披露震惊了德国社会。对于二战后的德国社会来说，与纳粹划清界限，无疑是最大的政治正确，在这一问题上，同为四七社作家的马丁·瓦尔泽曾无不牢骚地说，德国人在这一问题上，简直到了如履薄谤的地步。

　　围绕君特·格拉斯自爆的“为纳粹服役”的污点，更多的质疑在于，他为什么将这件事隐瞒了60年？而因但泽三部曲成为但泽荣誉市民的君特·格拉斯，则甚至被呼吁取消荣誉市民称号，对于深受纳粹之灾的但泽来说，这种愤怒是不难理解的，而更为夸张的呼声则要求诺贝尔委员会收回颁发给君特·格拉斯的奖项，诺贝尔委员会后来出面表示，不打算收回该奖项。

　　对于自传引起的巨大争议，格拉斯给予了平静的回复。他表示，人们也许错误地看待了他的沉默，道出真相后，他内心中的党卫军已经“被埋葬了”。之后，君特·格拉斯给但泽市市长写信解释说，自己之所以到现在这把年纪才披露曾在纳粹党卫军服役，是因为他觉得这才是正确途径。

　　在生前最后的访谈中，君特·格拉斯说，“历史总是如此惊人，德国是一个未完的故事，因为大屠杀和种族灭绝，这些罪孽构成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故事”。他也解释了自己一生的努力：“伤痛是我工作和创作的首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