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13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去世，享年87岁。几小时后，另一个噩耗传来，乌拉圭左翼作家和记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去世，享年74岁。这两位作家的写作都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曾参与过纳粹党卫军的格拉斯毕生以受伤的德语写作，以文学来赎罪；而加莱亚诺也一生奔走在拉美政治运动前沿。

    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90年最早引进出版格拉斯的成名作《铁皮鼓》。随后，上海译文出版社陆续出版格拉斯小说九部，包括《猫与鼠》《狗年月》《我的世纪》《蟹行》《相聚在特尔格特》《母鼠》《与乌托邦赛跑》《辽阔的原野》《铃蟾的叫声》。

　　以受伤的德语写作，以文学来赎罪

　　“满山的碎石和尸体就像德国历史子宫中孕育的果实。我铲得越多，生长出来的就越多。这不能被忽视。”

　　德国作家格拉斯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他1959年发表的《铁皮鼓》，这本欧洲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也使他获得了199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认为他“用一种嬉戏性质的黑色幽默描绘了不为人知的历史面貌”。这部小说在1979年被改编成电影，并获当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他在2006年的自传《剥洋葱》中披露出早年作为德国纳粹党卫军的一名坦克炮手的经历，他说，“我对这些年的事保持沉默，这让我感到很压抑，这是我写作此书的原因之一。我得开口，终于说出来了。”然而，他也因此而饱受伦理争议——受到“背叛、虚伪和机会主义的”指控。

　　英国的《独立报》称颂君特·格拉斯是德意志民族的“政治良心”。格拉斯不仅在用他的小说赎罪，也在战后成为德国一位刺耳的批评家。作为一名立场坚定的和平主义者，格拉斯致力于打破德国上一代人的沉默。

　　和平年代，德国人为他们曾拥有一位“不仅在屋内写作，还望出窗外”的作家而感到骄傲。

　　【追忆与评价】曹卫东(德国文化研究学者)：

　　应还原格拉斯在文学传统中的地位

　　谈格拉斯，我觉得必须把他的写作放在整个德国文学传统中来看——德国如果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文学传统的话，那就是始终在探讨作为个体的人成长、发展的历程，这是德国文学一个永恒的主题，格拉斯的写作可以放入这一传统。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把格拉斯的写作意识形态化，其实首先应该还原他作为一个作家在文学传统中的地位。

　　另外，格拉斯曾参加党卫军这件事，我觉得纳粹是整个德国全民族的历史，不是某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的历史。从这个情况来说，格拉斯在那个时代有那样的行为，在今天看来应该是可以理解的。更重要的是，他能直面历史，在自传中写了出来，这本身就是值得敬佩的，表明了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担当。

　　顾彬(德国汉学家)：我不太喜欢君特·格拉斯

　　我不太喜欢君特·格拉斯，也不怎么喜欢他的作品，但是呢，我要承认，他有两部作品很了不起，第一部是《铁皮鼓》。还有他的中篇小说《在特尔格特的聚会》。但是此外，他的其他小说德文水平太差，写得没意思。

　　20世纪60年代有一段时期，格拉斯老跟社会民主党走，成为社会民主党的一个“话筒”，甚至在作品中也充满了这个党派的口号，无聊死了——作为一个作家，应该是独立的，但格拉斯不是独立的。

　　徐则臣(中国作家)：如果语言有颜色，格拉斯就是灰色的

　　如果我没看过他的诗歌，只看他的小说，我就会觉得他是一个诗人，因为他的语言非常讲究，但他又把语言完全打开了。有时一个小说家的语言会为了追求洗练和精准而有拘谨的缺憾，但是格拉斯没有这样的毛病。他的语言看起来有点泥沙俱下，但其实纵横捭阖；既有一种游戏性，又带上一种教堂式的庄严感。

　　在创作主题上来说，格拉斯是一个社会性和政治性很强的作家，如果抛开正确性，仅谈其作品和社会现实联系的紧密度而言，我觉得他能把现实问题和荒诞魔幻的素材结合起来，这在《比目鱼》身上就特别明显，一个人漫长的历史，最后就落在一条比目鱼上。他能够将严酷的现实和荒诞的意向相串联，那种综合归纳的能力特别强。他把握德国社会乃至人类社会的能力不是一般人能具备的。能写出这种作品的人，“肺活量”一定很大，创作音域宽广而高亢，还有一种蒙古长调的粗粝感。

　　如果文字本身是有颜色的，那么他的语言翻译过来就是一种由石头和混凝土浇铸的灰色，让我欲罢不能。

　　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呐喊

　　“我是一名为记忆所困扰的作家，我记住的首先是美洲的过去，尤其是拉美的过去，这片亲爱的土地注定要失忆。”

　　加莱亚诺生于乌拉圭蒙得维的亚的一个信仰天主教的中产阶级家庭，拥有欧洲血统。15岁时，加莱亚诺将他的第一幅政治漫画发表在了一家名为《太阳》的社会党周报上。上世纪60年代早期，加莱亚诺作为《前进》杂志的一名编辑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