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名导演施隆多夫这阵子访华，谈得最多、也是被问得最多的题目之一，就是1979年根据君特·格拉斯同名小说改编的《铁皮鼓》。在我的印象中，《铁皮鼓》是极其少有的质量不逊于原著的名著改编片，饰奥斯卡·马策拉特的演员贝内特，之后再也没有演过什么让人记得住的片子——他似乎就是为一个片子而生的。

    但读过书的人还是知道，施隆多夫只拍了原著不到三分之一的内容，到奥斯卡的父亲被枪杀，他的外祖母，那个片头套着四条裙子、在野地里搅烤土豆的女人重新出现为止。一条道路伸向远方，第三帝国覆灭，战争结束，没有下文了；观众永远记住了奥斯卡这个古怪的早熟孩子，记得他的诸多堪称邪恶的恶作剧。

    奥斯卡到底象征着什么？论者说法不一，最常见的是说他象征纳粹德国的罪恶，甚至就是影射希特勒的；他假扮耶稣，他在民众集会上敲鼓就能操纵众人，表明了这一点；有说他不止代表德国人，其象征范围扩大到了腐化堕落的人类社会；还有说他身上有被边缘化艺术家的影子：他加入侏儒剧团，用喊碎玻璃这种特异功能做无聊的表演来哗众。拥有这些互异的解读，格拉斯这部小说之成功和杰出都是毫无疑问的，每一种解读都表明了奥斯卡的一重特征，他与其他人物、与社会环境的某种互动。

    《铁皮鼓》当然是对特殊年代德国社会的讽刺，它采用了一个有着大人心智的孩子的眼光来看那个社会。但看电影者一般不会将大人的一面和孩子的一面联系起来，大人的坏、狡猾、世故，和孩子的幼稚天真似乎是无关的，只是偶然地集于主人公一身。但读完书后，你就会发现，格拉斯有意安排了许多类似“成人-孩子”的对比，双重性，是把握《铁皮鼓》之魅力的一根红线。

    奥斯卡有两本最喜欢的书，或许也是他唯二的书：一本就是歌德的《亲和力》，另一本则是沙俄著名的神棍拉斯普廷的回忆录，前者是日神阿波罗的唯美之书，后者是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狂欢之书，书中，过去和现在在一个句子里来回出现，人称在“我”和“他，奥斯卡”之间频繁转换，之间只隔了一个逗号；奥斯卡既是象征当下的恶童，又是一个预言未来的暗黑先知；他有两个父亲，一个是老马策拉特，头脑顽固的德国公民和天才的厨子，天才到可以只用汤来表达感情，另一个是花花公子、成天活在白日梦里的布隆斯基，他在波兰邮局被德军攻陷后枪杀——这两人一个代表德国，一个代表波兰，一个是西方，一个是东方，一个是行动，另一个是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