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乌托邦》是美国作家欧内斯特·卡伦巴赫在1975年出版的、关于未来社会和环境关系的日记体小说。此书出版后，发行了近100万册，先后被翻译成9种文字行销非英语世界，在国际思想界掀起了多次评论高潮。作者被《落杉矶时报》誉为“在威尔斯、维尔纳、赫胥黎和奥威尔之后最伟大的空想家，是生态乌托邦的创造者”。

    卡伦巴赫虚构的乌托邦位于美国西海岸北部，包括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北部。它是从美国分离出来后，由一群具有新思维的人建立的独特国家。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在经济上追求稳态和循环再利用；在政治上崇尚生物学导向和充分公开透明的议事；在文化上表现出回归自然的简约风格；在社会生活中坚持性别平等。显然，这样一个国家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美国截然不同。来自纽约的记者韦斯顿在进入这样一个独立20年来一直鲜为人知的国度时，他最初的不适应和看不顺眼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经过50多天的观察、生活和思考，韦斯顿不但爱上了生态乌托邦的女子和这个国家，甚至感觉到自己也变成了一个生态乌托邦人。这预示着，在作者的心目中，人类在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物质成果并忍受随之而来的诸如神经紧张等疾病的时候，对现代文明不可持续的担忧和思考必然把人类引向对新文明的探索和想象，一种友好的、反主流文化的新文明就会应运而生。卡伦巴赫为我们展现了他在1970年代初能够想象的新社会、新国家和新文明的样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公害”事件。严重的环境污染不但伤害了人体健康，还演变成社会问题，导致西方国家兴起了轰轰烈烈的环境主义运动。当时的绝大部分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都只关心如何治理污染，如何规避环境风险，逐渐形成以“回归自然”和“建设宇宙岛”为代表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思路。身处那样一个时代，卡伦巴赫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环境主义运动的影响，但是，他独辟蹊径，转而关注可持续性问题，倡导既尊重自然又发展不排除高技术的稳态经济。这在当时不仅是他自己心目中的乌托邦，在绝大部分环境主义者看来也是不可实现的乌托邦。然而，当人类在1987年首次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此后各国相继推出自己的《二十一世纪议程》的时候，回首过去，我们不能不感叹卡伦巴赫的先见之明。毫无疑问，他是那个时代的先知先觉者。

    乌托邦是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憧憬。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1516年）到威尔斯的《现代乌托邦》（1905年），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32年）到奥威尔的《1984》（1949年），人类从空间到时间、从构想到蓝图持续推动着自己对理想境界的攀升。《生态乌托邦》只是这场接力赛中的一棒，但与先前的乌托邦强烈颠覆当时的社会因而只具有启发性不同，生态乌托邦并不想替代私有制，因而具有比较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在一定范围内引导了环境主义运动的新发展。当德国上千个环境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的行动组织企图形成一个统一的政党并进入议会斗争体制时，是《生态乌托邦》中的许多基本原则把他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为他们成立“绿党”（其4根支柱是：生态智慧、社会正义、草根民主和非暴力）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理论基础。在美国，经过纳尔夫·纳德尔的推荐，《生态乌托邦》不仅销量大增，其思想也迅速融入大众文化，“生态乌托邦”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词。当一些美国环境主义团体处在转型的关键时期，生态乌托邦对形成其核心价值起到了关键作用。另外，在具体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中，生态乌托邦的理念成为建设可持续社会和景观的指南。例如，在波特南城建设中，重视公共交通、发展低速增长的经济、鼓励开设就地取材的餐馆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生态乌托邦中的“迷你城”的模仿。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不乏“大同世界”的构想和“桃花源”的意象，但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的今天，我们无疑需要一种新的、替代性的构想。这一构想既要有前瞻性，又要有一定的实践性，同时还要给人以无限想象的空间。《生态乌托邦》基本可以满足这些要求，这一西方世界的“地下经典”必将在中国文明转型过程中发挥独特作用，关注中国文明向何处去的人也能从中得到自己需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