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19世纪初期，所有的乌托邦都是一个没有结果的梦：作家、诗人和知识分子可以撇开现实，尽情地描写和阐述想像中的伊甸园。他们怀念已逝文明岁月中幸福的“黄金时代”，歌颂财富岛上居民的美好风俗，赞叹太阳城的伟大光芒。这种逃避现实的文学旨在应用对比的手法，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费内荣、孟德斯鸠或者斯威夫特都是撰写这类哲学故事的高手。但是他们并不相信地球上会出现乌托邦，托马斯·莫尔本人也不相信这一点。1516年他在自己著名的《乌托邦》第二集的末尾写道：“我坦白地承认，我希望乌托邦的许多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城市中，然而我的期望胜于希望。”
    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它造成的社会后果以及工厂浓浓的黑烟改变了乌托邦的命运，使它由田园和牧歌进入了政治领域。从那时起，它摆脱了形而上学，开始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罗伯特·欧文和他的追随者，查理·傅立叶和他的学派，艾蒂安·卡贝和他的伊卡里亚人等新一代乌托邦诞生了……将乌托邦付诸实践的种种强烈愿望出现了，人们拒绝等待，要求尽快就地行动起来。就这样，同时被称为社会主义实验的空想社会主义问世了。
    这些乌托邦否定社会变革的两种方式：暴力革命和变革演进。这些和平主义和非暴力者都认为自己的模式将占上风，因此，都希望创造第一个试验模式，以证明自己的模式充满活力并希望其成为推动政治变革的手段。
    根据发起者的创意，这个新世界的第一个细胞应该很快推广开来，并通过示范效应，以和平的方式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机体。一个半世纪以来，无数这一理想的追求者，在一个引领人或者预言家的指挥下，坚持不懈地进行尝试，建立了数百个小规模的社团。他们希望这些社团能够成为幸福的家园，孕育出新一代的人类。这个新世界应该是一个充满和谐，远离邪恶、对立及不公正的自由空间。
    除了希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外，摆脱贫困也成为他们远走他乡的梦想。为此，北美和南美那些辽阔的土地，即勒内·雷蒙称作“梦想的大陆”。成了进行各种社会试验的场所。这些试验起到了奇迹般的号召作用。
    整个19世纪，人们目睹着满载着穷人的船只抵达乌托邦国沿岸。他们手中的包裹虽小，但心中充满了希望。
    追求这一疯狂目标的人极少得到财富的青睐。尽管他们了解前人所经历的不幸，但他们仍愿意怀揣前人的理想，去经历他们经历过的考验并重复他们的错误。当然，一切冒险的结局都是不幸的，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规律。当人们面对困难而牢骚满腹时，社团开始出现分裂，矛盾的加剧使他们进一步陷入空想和贫困，而这些又正是他们希望摆脱的。
    同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乐观主义和合理的人道主义一样，乌托邦的错误也源于同样的哲学根源：相信一旦改善了教育和生存环境，人会重新表现出初期的善良和追求完美的能力。乌托邦在试图摆脱邪恶奴役的同时，很快受到了人性缺陷的制约。当他们认为摆脱地狱时，正在让自己重新走进地狱。
    纵观19世纪初笨拙的尝试到今天加利福尼亚和其他地区建立的“嬉皮士共同体”，实验社会主义的惨重失败、创办社团的夭折和梦想的破灭是一种必然，因为意识形态否定规律，而乌托邦又要将自己的权利凌驾于意识形态之上。
    因此，19世纪共同体的日常生活只能是一部充满强烈愿望的编年史，一个用幼稚的激情追求疯狂的梦想，一段乌托邦人充满欢乐和痛苦奋斗的历程。这部编年史是人类的悲惨和英雄命运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