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对中国的观察从九十年代开始，跨越很长时间段，对埃及的观察是从近三年开始，所以你也许可以把埃及和中国做一个跨时间段的对比，比如埃及和中国的其他时期有哪些相似？

    答：这两个社会区别比较大，不仅是时间概念，两国传统和基础也不同。中国可能曾经有过一些部落社会的特色，但解放之后变了很多。由于区别太大，我不能说埃及是中国的80年代或者90年代，当然还是可以做一些有趣的对比，但不会太直接。

    我偶尔也会以中国的眼光看待埃及，刚才提到的群体意识是一个区别，还有中国人和埃及人对待金钱的态度也十分不同，埃及人相对不那么爱赚钱。我家里有东西坏了需要修理，埃及工人可能会回答我，“今天我不去，我现在想休息会儿。”但中国人不会这样。这也有好有坏，好处是埃及人轻松一些，不会像中国人压力很大，坏处是他们可能有点懒。

    问：中国和埃及都是处在急剧变化中的国家，都走在转型路上，你如何看待国家转型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

    答：国家转型对普通人的影响是必然的，中国主要是经济变革极大地提高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而埃及由于没有一个正式的系统，绝大多数普通人没有感受到政治变革带来的变化，因为生活水平方面的改善极其有限。假如问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八九十年代中国发生的变化对你有影响吗？或者他与他的家人出去打工了，或者他的地被卖了，但答案一定是肯定的。影响无可避免，中国所有的社会阶层都发生了改变。

    当然人的思想上也会改变，比如中国和埃及的个人主义都在增多，尤其是中国，国家转型促成的人口流动，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独自到新的地方工作和生活，一个人在外打拼就会很容易产生个人主义，张彤禾写的《打工女孩》关注的也是这样的人物。

 
    我的责任是记录被忽视的历史细节

    问：你会写到中国人去追逐一些世俗的名利，提高社会地位。这和传统的“美国梦”有什么不同？

    答：两者很相似，美国工业兴起的时代和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很多情况是一样的。比如也有很多女人从乡村走出，开始获得经济和人格的独立。但中国最大的不同是速度太快了，美国和欧洲虽然与其形式上相似，但都经历了长期的过程，而中国是突然发生这一切的。速度太快让中国人心里有种焦虑感，因为尚未习惯就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问：你在观察了中国的汽车工厂后觉得中国人“一向拥有自命不凡的品质，相信自己能够战胜时间，比美国人还美国化”。但是中国也有反对西方，敌视美国的思想，你是怎样看待这种矛盾的？

    答：这当然是一种矛盾，但有一点不可忽视，就是这个矛盾可以说是从美国开始的。美国国内比较自由，体制有它人性化的地方，但美国的对外政策不是这样。美国人自己也很少看到外面的世界，他们不太了解伊拉克到底发生了什么，阿富汗又发生了什么，所以虽然总统选举会投票，但美国的对外政策不是一个民主的事情。很多人说中国人对美国的思想有矛盾，但其实美国的政策也有矛盾，特别是9·11之后，美国人对外抱有一种恐惧心里。美国虽然在文化输出上很成功，但其本质上是排外的。

    问：《奇石》里有美国的故事，有埃及的故事，当然也有中国的故事，你在描写不同的国家发生的故事时，会刻意去区分和提醒自己其中的不同吗？

    答：对我来说，写作不同的国家会有一些小区别，但最根本的角度没什么不同，我也会尽量基于同样的态度去观察这些国家。非虚构写作就是将感兴趣的问题搜集起来，用时间观察，最后写成故事。我写过美国一个药剂师的故事，主人公也是个普通的美国人，甚至可以说是个不重要的人，他自己都很好奇我为什么会对他感兴趣，但是我会有一种预感：这个人有故事。这种态度和在中国写普通工人和农民本质上是一样的。

    问：中国人现在已经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你在埃及也会接触到很多在当地工作的中国人，中国既是你长久以来的观察对象，也是你观照世界的一个尺度，你留意那些在海外打工的中国人，有什么新的发现或者结论么？

    答：这是我正在研究的问题，近几年我去上埃及（埃及南部）比较多，主要研究埃及考古和传统部落社会，我会偶然碰到一些外出做贸易的中国人，主要来自浙江温州，我也会写到关于他们的文章，但现在还没有采访完。其实有一点很有意思，他们和我一样，在埃及既是外来人，也是观察者，所以我也可以从他们的角度了解到不同的埃及。

    在埃及的中国人大多住在特别偏僻的地方，其中许多人一句阿拉伯语也不会说，或者也只能讲一些特别简单的词语，比如“多少钱”和一些数字，和讲价没关系的词就不太会说。埃及发生一些暴力事件的地方也有中国人在做生意，那些危险的事儿似乎对他们没有影响，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能否赚到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