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后，我带着仅存的一点《情人》的模糊记忆，第一次读《中国北方的情人》，并重新被震撼。这一回，我看到的是一个生者对逝去的时光，坦坦然的难以释怀，一边无法抑制地为难以治愈的有所欠缺的过往哭泣，一边又拼命超越去看见从前错过的风景。因为这样，那些强迫症般的重复自我叙事被赋予了某种意义。“必须讲述一切，为了以后有人反复讲述这一切，不管是谁，为了全部故事不被遗忘……必须痛苦地理解这些故事。没有痛苦，一切就被遗忘。”必须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中国北方的情人》里的这些话。
　　神话里，少年纳喀索斯不肯停地看水中的自己。直至某个无法预期的瞬间，他闭了眼，经历瞬息的黑暗。水中的影像发生质的变化。从前看见的是少年自恋的美颜。从此以后，水中只有水仙的踪影，只有意义的纯粹，只有美本身。
　　杜拉斯的写作和生存秘密也许就在于此。在那个黑暗瞬间，所谓的杜拉斯传奇在世人的欣赏或非议中灰飞烟灭。她凭靠在字里行间赴死一般地坚持和挣扎，终究化身成了一则古典语境的悲剧：有死者面对存在的苦难和悲哀，坦坦然的难以释怀。不是传奇，而是悲剧，或肃剧。即便在这里，tragedy也回归古典的用意，不是悲怆、哀伤的，而是肃穆、沉重的。犹如索福克勒斯的人物，她的黑暗镜头戳瞎了她自己的眼，以便更分明地看见存在的真相。
　　20世纪文学用解构苦难的方式去述说和应对人生的必然。在这一点上，20世纪终究还是古典的孩子，哪怕是一个逆子。杜拉斯的例子既是独特的，也是典型的，不自知地在古今之争里留下痕迹。写完这篇短文时，我始终没有找到那本子夜版的《情人》。我想象它潜伏在书架的某个角落，窥伺着重新出场的最佳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