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好，让杜拉斯成为记忆并不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我一直都说，我不出版法国文学，我只是围绕新小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而如果杜拉斯真的不怎么同意被归为新小说，那么我对她无话可说也就不让人觉得奇怪了。我的比利时作家朋友，同样大名鼎鼎的让-菲利普·图森，在一次微醺状态的对话中，将杜拉斯摆在他所敬重的—或者说构成参照的—作家的第二位(第一位是贝克特)，这多少让我感到有些吃惊。“写作，就是要去掉某些枝蔓。”—这既是杜拉斯的观点，也是图森在他的作品中一再追求的。图森的这个排位无疑是在提醒我们，杜拉斯在文学语言上占据了重要位置。新小说的新一代作家，无论图森还是艾什诺兹，如果说在形式和结构上还是对罗伯-格里耶有所继承，那么语言上则分明是追随着杜拉斯的。当然，说到“杜拉斯色彩”，这就非得回到自传体写作不可了。在这里，罗伯-格里耶的“我从来只谈自己不及其他”也适用于杜拉斯，只不过她注重的是个人历史中的色彩而非《重现的镜子》那样的结构性关系。

    纪念杜拉斯的最好方式无疑就是重读她的作品，但是媒体显然不满足于鼓励人们这么做。媒体需要故事，而故事又都在书里，这就使事情变复杂了。如果故事或真实线索比作品本身更能带出作者，那么就让我们忘掉《情人》吧，一起来回想几件散见在各种书里的杜拉斯的轶事：

    1)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期间，她跟戈达尔站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她主张来一场文化上的革命，具体做法是“进攻交易所，打倒作为某些作家顽固堡垒的文人协会”，还有“建议出版商今后出版作品时取消作者的署名，实行彻底的平均主义”。

    2)她曾经对密特朗说，人们以后不会记得你，只会记得我。

    3)她在接受一次书面采访(调查)时写道：“也许到了2024年，文学就结束了。”

    〈杜拉斯Style〉

    七十年代，杜拉斯找到了她的风格：一件无袖坎肩，一件卷领套头衫，一条直筒裙，一双短靴。搭配一副粗框眼镜，没有手袋。“对特定服装的考求，在于形式与内容、自以为表现出来的与想要表现的、自以为是那样与期望通过所穿衣物暗示出来的两方面的一致。获得这种一致也不一定非去追求不可。一经得到，就确定下来了”，她在《物质生活》的访谈中如是说。

    这源于她的心结：个头太小。玛格丽特苦于自己不是一个风情万种的美女，不能惹路过的男人纷纷为她回头。穿上她的制服，烦恼就会少一些……“这种困难，这个问题，给我的一生都打上了烙印：为了不让人家注意一个特别矮小的女人，我在着装上刻意不引人注目。为了避免人们谈到我的身高问题，我总是穿一成不变的衣服。这样他们注意到的是事实的千篇一律，而不是事实产生的原因。”不过，杜拉斯有天生的时尚嗅觉。她关注女人的穿衣方式，懂得恭维她们，还撰文称赞伊夫·圣洛朗的设计。裙子是她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幻象，标志着极端的女性特质。

    〈杜拉斯的中国学生〉

    杜拉斯对中国女性作家写作有着持续而深刻的影响，从林白、陈染为代表的“女性主义作家”到以卫慧、棉棉、安妮宝贝等为代表“时尚小资作家”，杜拉斯作为一个养料输送者一直都在。

    林白 
    法国文学研究者认为“林白的姿态和写作实践，让我们自觉地感觉到杜拉斯对她产生的某些影响。”而国内学者在评论林白时说：林白从多方面模仿和接受了杜拉斯，她的女性化私人化写作、自恋情结的抒发以及双层复调结构等方面，都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影响与被影响的渊源关系。

    陈染 
    作家王干曾说：在陈染的小说中，像空气一样存在着一个人的影像，她像一道阳光照亮了陈染心灵的角落，像阴影一样深重包围着陈染的语言。玛格丽特·杜拉斯以她宽阔的胸怀拥抱着东方的陈染，而中国的陈染以她独特的光芒反射出杜拉斯那些被遮蔽的空间，重新发现了玛格丽特·杜拉斯。

    卫慧 
    卫慧谈到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作品时，毫不犹豫地把杜拉斯的《情人》排在了第一位。受杜拉斯影响，卫慧的小说在情感、笔法上都流露出女性作家的细腻气质，其文体特征彰显出的女性意识更与杜拉斯毫无二致。

    安妮宝贝 
    在一篇标题为《重读杜拉斯》的文章中，安妮宝贝说她不喜欢外国文学，却无法拒绝杜拉斯，她比较偏爱的是纪应夫译的那本《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简单，直接。有着钝重激烈的冲击力。视觉和想象都有。让人沉沦。”

    棉棉 
    棉棉表示她喜欢《情人》中叙事的大胆直率，也喜欢在作品中模仿杜拉斯式“斑斓交错的语言”，她将杜拉斯的《情人》作为自己的师从文本，而杜拉斯带来的影响在她的代表作《糖》中表现得淋漓尽致。